中华军水军经过整顿，统一了船舰的分类名称；飞字号之类的大炮巨舰成为“主力战舰”，三桅炮船之类称为“炮舰”，两桅以下轻快型战舰称为“快船”，整只舰队现在拥有“主力战舰”十艘，全军划分成三支分舰队；第一舰队辖飞狼、飞豹号战舰等战舰巡防台湾岛北方黄海、琉球海域，基地在那霸港，也称为北方舰队：第二舰队是驻扎台湾魍港的主力舰队，拥有主力战舰五艘，台北鸡笼为辅助基地，势力最强，面对的是整个中国东南沿海:第三舰队也称南洋舰队，拥有的快船最多，需要负责的海域也最大，主要基地在吕宋岛的马尼拉港，西婆罗洲的南崖州为辅助基地。
为了接应尹峰，中华军的头目和公司安全部等部门商量之后，由任临时总管的曾景山下令让第二舰队总动员，对外宣称是演习。
此时，对自己面临的危险毫不知情的尹峰正在新兴号自己座舱内和传教士尤文辉等人聊天。
曾棋也在一边坐着，淡淡地笑着，听着这位中国籍耶稣会修士的叙述。
林晓如果看到曾老爷子也在这里，一定会很吃惊；他派往泉州向曾棋通报情况的使者才到澎湖，曾老爷子是秘密地由金门巡检司上了新兴号的，泉州府衙衙役大半是尹峰中华公司的人，泉州卫卫所兵丁大半已经被尹峰的中华公司收买，金门巡检司的巡检和汛兵都是尹峰派出的人，因此曾老爷子偷偷离开泉州上了新兴号的事，根本无人知晓。
尹峰要去杭州亲自参加股东大会，这是公开的目的，实际上，尹峰此去杭州，是为了和朝廷重要人物会面，这是曾棋多年以來努力牵线搭桥的结果。
中华公司在沿海一带与大明王朝若即若离的关系，始终是曾棋心头的一块顽疾，曾倩死后，他全心全意为尹峰的事业奔忙，也是在为自己的家族命运努力，他不希望尹峰和朝廷最终走向对抗的地步，但也知道，尹峰虽然行事有点冲动，官场政治方面很稚嫩，但却是个有自己主见的人，根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做法，也不可能放弃或改变中华公司如今运行良好的轨迹。
福建巡抚又换了人，前任陈子贞得罪了税监高寀，被调任到了云南，现任的巡抚丁继嗣是个不想多事的主，而且前面两任巡抚陈性学、陈子贞留下一大堆烂摊子足够他忙了，所以基本上沒空算计台湾岛上的中华联合公司，税使太监高寀几次三番算计尹峰都沒有成功，如今由于福建全省反税监的情绪到处蔓延，他的行事也收敛了许多，因此，这几年中华公司和福建官府方面相互之间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台湾港把每年交给福建官府的税银提高到了12万两银子，已经超过了澄海县月港的海外贸易税银，同时，尹峰还赞助官府开办学校，救济穷困士子考科举，或者就雇佣那些考了科举的穷秀才去台湾做事，因此，整个福建官绅士人阶层都很少有反对中华公司的声音了。
曾棋觉得：应该乘这个时机，和京师的朝廷高官接上关系，巩固尹峰现在的位置。
以前招安也好、交战也好，尹峰面对的始终是福建方面的官府代表，还从來沒有和京师的朝廷直接接触过。
如今在内阁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李廷机是福建晋江人；内阁首辅叶向高则是福建福清进士，检讨礼部右侍，沈一贯罢职后，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叶向高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辅，次年，首辅朱赓病死，他升为首辅，有人称之为“独相”。
当时，神宗已久不视朝，阁臣李廷机又因受舆论攻击，居家不理政，内阁中实际上仅剩叶向高一人，他前后上奏达百余次，要求增加阁臣、补充其他空缺官职和停罢矿税，但是皇帝毫无反应，在朝政日益混乱，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之时，叶本人是个依旧保留着士人良知的官僚，虽然是东林党元老，但为官多年，行事并不意气用事、力求稳妥，和浙党也能相安，因此他也几次调解朝廷内部各派纷争，但因党派之间积怨已深，调停也难见成效。
而南直隶及江浙湖广各省连年洪水，大片农田被淹沒至今未退，数百万生灵转徙流离，叶向高在奏折中称为“此亦二百余年仅见之灾也，”福建这些年也是连续发生水灾风灾，流民遍地，很多去了台湾、吕宋岛逃荒谋生，叶向高对福建家乡很有些感情，看到福建灾民在尹峰和中华公司（以华兴联号之名）出钱、官府出面的救助下得救，对中华公司很有好感。
叶向高的表叔林尚炅(字丙卿)是福建富商，在北京经商十余年，是京师福建会馆的领头人之一；叶向高的表兄薛鸣岐、大姑夫薛如冈都是福州城的著名富商，和中华公司贸易往來密切，薛鸣岐还在中华公司买下了十份股份、投资了五千两白银，成了股东；薛如冈则和人合伙打造了一条海船，打着中华公司的旗帜去南洋贸易，赚了不少钱，通过这些人的关系，曾棋终于和大明朝内阁首辅叶向高牵上了关系。
“叶老的侄儿叶成皋在我们公司入股，也算是股东了，此去杭州，他也会來，到时他就会带着叶阁老的信件來，我们中华公司如果能够在泉州设立总部，也就意味着朝廷正式承认我们的势力范围了，”曾棋年逾六十，老大年纪还在海上奔波，尹峰心有不忍，低着头做沉思状，听着他说话。
“……只要朝廷默认我们公司能够在台湾操练团练，那么我们的军队也就名正言顺了……”
听着曾棋的唠叨，尹峰总觉得有点不靠谱，他竭力和朝廷搞好关系，这么做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但是从來沒能在官府方面得到任何确切的承诺或者法律的认可，反而是背后捅刀子、下绊子的事不少，他招安之后的千户头衔顶在头上好几年了，打败了倭寇、帮助朝廷剿灭了浙闽粤沿海多股海盗，却什么功劳都沒捞到，官职一直沒有升上去。
当然，官职是否升迁尹峰无所谓，但是朝廷官府对于中华公司地位的微妙态度就是很关键的问題了，每年，中华公司驻北京的商馆、在福建官府内部的内线都会定期把邸抄寄到台湾，提供给尹峰等公司高层用以了解朝廷动态，从邸抄的一些奏折中，叶向高其人他也有所耳闻：为官还算清廉，对商人不乏好感,甚至于为商人树碑立传,这在他同时期的高官中是极为少见的，更为重要的是,叶氏认为,经商与做官并沒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目的都是为了获取利益,只不过是谋利的手段不同而已，这是明未高官中少见的坦率直言，他家乡在福建,作为滨海地区的一员,了解沿海居民“民本食艰”、“以海为田”,因此,对商人有宽容的一面，但是作为首辅,叶向高不能不支持朝廷的海禁政策,主张严禁通倭贸易,打击走私海商。
因此，尹峰认为叶向高是不可能违反祖制全面开放海禁的，也不可能违反他的儒家文化背景，对明朝的经济结构來个大调整的；所以，叶向高也是沒办法全面改革明未的政治体制的，而明朝走到万历未年，已经象患上重病的病人，积重难返了，除非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革，否则是绝无希望的；然而这样的改革势必牵动各个利益阶层，明朝未年的病弱之躯是否能够挺过这样的猛药，也是未知之数-所以，明未的局势是不改革会死，改革了也可能会死。
尹峰自从前几年和陈性学、高寀正面交锋后，已经完全对明朝官府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