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腊月初六,神宗举行了一场郊祀活动,并大赦天下,改明年为元丰元年。 “元丰”意味着国库富足,万象更新,代表着宋神宗想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决心(勇气可嘉)。熙宁变法失败后,王安石被罢官,宋神宗并未失去信心,而是重新征用王安石,改元元丰,并总结教训,亲自参与改革。 改元这件事,刚开始近臣拟了“美成”“丰亨”两个年号进呈宋神宗,宋神宗指着“美成”二字说:“羊大带戈,不可”。又指着“丰亨”中“亨”说:“为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于是,就确定改元为“元丰”。 元丰改制的背景之一,就是北宋中期朝廷的冗官现象日益严重。改制后,朝廷的行政效率并没有提高,甚至造成了行政效率的降低。但是裁撤了部分冗员以及冗散机构,减少了财政开支,明确了各职位机构的职责。 宋神宗为了实现自己乾纲独断的目的,推行了元丰改制,目的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得皇帝可以直接管理朝政。元丰改制后,中央集权越来越得到强化,在清朝时达到顶峰,以至于权力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员只能跪拜执行,这才是元丰改制最深层次的影响。 虽然宋神宗推行元丰改制在后世有很大争议,但是它毕竟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宋神宗的初衷是出于个人私心,为了满足他乾纲独断的欲望,因为在北宋中期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一做法能在后世不断强化,这也可以体现元丰改制的历史进步性。 改元后,苏轼按程序上了道自己的贺表。 上完了贺表,苏轼提笔给表哥文与可写了信,诉说了今年秋天徐州的水灾,还说了自己每天懒散得疏于笔墨,一旦再见到表哥,连拿得出手的作品都没有了。 表哥文与可如今罢洋州任,由于路途耽搁太久之故,如今尚在进京面圣的路上。 接下来苏轼又给范景山回信,讲述了自己如今正在戒斋安居,学习养生之术,已有所得。徐州水灾中自己差一点在水灾中被喂了鱼虾,目前洪水虽然暂时消退了,以后的水患仍无法预料。加上新法严苛,公私匮乏,所以做任何事都十分困难,自己就只等着被贬了。 在徐州任上,苏轼还结识了陈师仲、陈师道兄弟,和陈师道探讨过关郎(字子明)的《易传》、《李卫公对问》等著作皆为伪作,原本的作者则是景祐之初的杭州知州、建阳人阮逸(字天隐)。 苏轼还在徐州会晤过胡允文(字执中),胡允文,前文中我们多次提及过,他是跟随过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下面的一个县令朋友。 苏轼的一位下属、滕县知县范纯粹也来找过苏轼,想让苏轼为其父的遗稿作序。 这位县令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对于范仲淹,苏轼自小就十分仰慕,只是当苏轼来京赶考时,范公就亡故了。 对于范公的后人,苏轼则多有所交往。在许州,苏轼结识了范公的次子、后官居宰相的范纯仁,在京师认识了范公的三子范纯礼。现在在徐州,范公的四子范纯粹又成了自己的下属兼同事。 对于范氏后人的请求,苏轼感到为范文正公的书稿作序乃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事情。 在公务之外,苏轼也有不少的人情往来: 王适(子立)、王遹(子敏)两兄弟来向苏轼学习,其中王适为徐州的州学生,能文且有贤德,颇为苏轼所器重。 徐州府的领导班子成员任钤辖去世,苏轼除了主持其后事外,还写了一篇祭文。 德清县主簙郭用孚,字仲元,建安人,事母至孝,也来徐州求学于苏轼。 近日,有人从江浙一带归来,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说要不是苏颂苏大人的治理有方,这几年的饥馑,不知有多少浙人被饿死。这件事令苏轼听到后无比的敬仰,于是致简家族世交的苏颂问候一下。 这一年,那位著有《春渚纪闻》的何薳出生。 何薳,字子远,一作子楚,浦城(今属福建)人,自号韩青老农,其父去非,曾由于苏轼的荐举而得官。 为什么要提这个人呢? 此人所著《春渚纪闻》虽只是记述仙道异事、民间奇闻,宣扬人生寿夭、官位爵禄乃前知前定的谶语、经文、梦境、道术,多属荒诞无稽之谈。但从中可以了解宋时士大夫的迷信观念及民间习俗。特别是卷六的《东坡事实》,所引诗、文,往往是苏轼诗文集中所没有的,多为后来的辑佚者所采纳。 正是有了他的存在,苏轼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迹和诗词才得以流传下来。 宋时,关于玉石真假的话题就已存在。 在徐州府衙里,有一位名叫贾祐的将军自称最懂玉石。有一次,他告诉苏轼,当今世上的真玉石少之又少。别看有的玉石用钢铁都刻不动,必须用金刚砂打磨才能成型,世人就以为这就是真玉了。其实不然,这还仅是一些上好的珉石,那些必须用定州磁的棱角也划不动的,才是真玉。 苏轼也被这一说法弄得模棱两可,只得去问问专业的老玉工,老玉工对此也表示闻所未闻。 苏轼的小舅子、王缄王秀才自蜀中来徐州,现在又将返回,“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苏轼忍不住作了一首《临江仙》相送: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从王弗归葬眉山至妻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苏轼没有一年不在想念王弗。 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 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数日,苏轼得知“故山好在”,自感宽慰,但又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于是,不禁悲从中来。 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外任,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在一起,“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其心情之坏,更是莫可名状了。 送走了王秀才,王安国(字平甫)同志又去世了。 王安国工诗善文,词尤博采众长,工丽曲折,近似婉约派。诗工于用事,对偶亲切。其天才逸发,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 王安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代文豪,诗、词、文三类作品皆丰。他去世后,家人汇集其诗文编为文集竟达一百卷,曾巩为其作了序。 安国不但文才出众,而且长期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广结善友,是个出名的贤士。 因是王安石胞弟,熙宁四年任满回京,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王安国对王安石变法亦不甚理解,颇有微词,直说道:“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外面说他用人不当,敛财太急了)。这与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悦,未予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书,后改为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 王安国在初与苏轼交往时,还是对自己的才学极为自负的。 比如,他《甘露寺》诗中有两句比较得意:“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苏轼是何等水平,当看到王安国的大作之后,对其言道,阁下的两句诗,精气神全在“卷”字上,但美中不足的是,“飞”字与其不相称也! 平甫表示愿闻其详,于是苏轼用一“翻”字易之,遂成了“平地风烟翻白鸟”。平甫才终被苏轼的才学所折服,后来二人终成志同道合的文学知己。 王家兄弟中,数王安国与苏轼最为投缘,也交往最深。因此,他的早逝(活了四十七岁),令苏轼极为痛心。 熙宁末,苏轼的《眉山集》问世。 据传,有位叫章元弼的人,自己相貌极为丑陋,但娶了位美貌妻子。小章十分嗜学,尤其是得到了《眉山集》之后,更是废寝忘食。其妻不解,后始知夫君是因读一本叫《眉山集》的书,而忘了回屋睡觉,可见此书在市井中的受欢迎程度。 在徐州,苏轼还评价过一位狂人。 此人叫慎东美,字伯筠,钱塘(今杭州)人,甚为狂狷。秋夜的他,曾待潮于钱塘江沙地之上,面前放酒樽与酒杯各一,对月独饮,意象傲逸,吟啸自若。 正好顾子敦从旁路过,也怀揣一只杯子,二人于是开始对酌。伯筠不问,子敦也不说话。酒尽后,各自散去。其做派与李之仪所记元积中招待他“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中间不交一言的作派完全一样。 像这样使酒任性而且喜欢狂草涂壁的人物,只在乎尽兴发泄而对结果毫无顾忌。他的字却被苏轼批评为“篾束枯骨”,他则回应这个意思王逢原早就以“铁索急缠蛟龙僵”形容过,不过一是俚白一是诗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