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州过完了中秋,八月十六,弟弟子由已启程离开徐州,到南都赴留守签判任了。 弟弟走后,苏轼又开始回味与弟弟子由的相处时光,“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这是苏轼作的《初别子由》诗中所言,在苏轼眼里,子由不单单是自己的胞弟,更是自己的一位贤友。 不过,这世上的否泰之事,该来的总会来的。 熙宁十年的八月二十一,决堤而出的黄河水已抵达徐州城下。 但在身处汴泗最下游的徐州百姓眼里,这些水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了,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都想着不出几天就会水落石出。 “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作为州守的苏轼,也像往常一样,没有丝毫的惊慌,只是觉得原本清澈的泗水变得浑浊而已。 “门外吕梁从迅急,胸中云梦自逶迟。”这是苏轼在次韵吕梁屯田郎中员外郎仲伯达的诗句,说明当时的水势已十分迅急,本来重九还想约仲屯田一起登高赋诗,但由于大水的阻隔已经不能实现了,只好以诗见寄了。 吕梁,在这里并非山西的吕梁。北宋时,吕为宋邑,县对泗水河,上有石梁。吕梁就在彭城东南五十七里,大约是泗水流至吕县,积石为梁也。 好朋友王巩屡次相约重九见访,可久等不至,苏轼正好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心境,在大水围困的徐州城里,他只有将书信交给将官梁交带去京城了。 提点京东路刑狱的李清臣将调任史馆任国史院编修官,由孔宗翰前来接任。二人都曾在京师向朝廷举荐过苏轼,想让皇上召回苏轼以禁内,但都没有实现。在老李的任命下达之后,苏轼于台头寺的雨中作诗相送,还让李邦直也呈给孙洙一读。 “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这首诗后被理解为,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曾写过《过秦论》来指出秦的过失,苏轼将自己比作汉朝的贾谊,意欲李清臣做了史馆职后,将自己仁宗朝时所进的二十五篇论载入国史,来引起统治者的警示。不管咋说,诗中透露出此时苏轼对于朝中的变法仍是耿耿于怀。 刘攽(字贡父)被罢了曹州任,将要调去管理朝廷的仓库,离开前有恋恋不舍之意。 苏轼觉得,刘攽在曹州平盗有功,朝廷不该如此。大家都在为他鸣不平,因此苏轼就在驿站的书信里附笔致以慰问。 到了十月二十一日,徐州城下的积水已经深达二丈八尺九寸。 徐州城因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有山,从上游而来混有大量泥沙的黄河水在此沉积下来,竟然清澈见底得可怕。水面竟高于城中地面一丈多,徐州外小城的一角露出水面的仅剩三版高,城中百姓全都惊慌失措,整个徐州城已经岌岌可危。 苏轼实地走访后发现,彭城地势北高南低,这里的城墙,其高度低于东城墙五米到十米,是易受洪水冲击的薄弱点。城南之戏马台,地势甚高,南与土山、云龙山相连,是道天然屏障。 问题是,南城墙与戏马台之间,有一道天然缺口,宽约五百米,成为洪水走廊,历来是抗洪筑堤的重点地段。堵住这个缺口,才能有效阻拦泗水河道溢出的洪水向西漫延。 以前彭城多次被淹,问题都出在这个缺口上。这次洪水抵达彭城后,虽然尚未波及城南,但暂时的平静,孕育着更大的风险。一旦洪水从东西两面漫延过来,形成夹击之势,古城将陷于灭顶之灾。 面对此种天灾,苏轼在征求当地父老与年长者的意见后,赶紧召集精装民夫五千人,加上看守奉化牢城的士卒,开始日夜不停地修筑堤坝。苏轼采纳老人们的意见,以这两条大堤作为基础,加宽加高,分东西两路进行:东路从小市门附近的城墙开始,向南稍西延伸,止于戏马台东麓。西路从戏马台西侧的新墙门开始,向西伸展,在古城西南隅拐弯向北,止于南京门以北。 十月初二,京东路安抚使闻知苏轼带领徐州百姓抗洪之事迹,特上奏朝廷给苏轼请功。 过了三天,黄河水渐退。 当初大水压境之时,正逢天雨不止,城中富户均争欲出城避险。面对这种情况,苏轼临阵高呼曰,假如你们这些富裕之家都出城了,城中将民心动摇,那么我与谁来共同守城。没有人守城,徐州城将会毁于一旦,到时候你们这些富户的家产也将会不保!请大家相信,只要我苏某人在,水就绝不会败城! 于是,遣人将富户们都劝回城里,人心始安。 苏轼身穿蓑衣,拄杖穿梭于雨中,亲往各个抗洪点查看,路过自己家从不回去。各处奋战在抗洪一线的官民,都被苏太守的精神所鼓舞,都纷纷表示,太守大人都不惧洪流,我等草民有何惧之,这不正是我们效命家乡的千载难逢之机吗? 于是乎,在大水逼城、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苏轼集中了有限的财力物力,修筑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的抗洪长堤。 与杭州、惠州的苏堤相比,徐州的苏堤建得最早,路线最长,最壮观,这是一条护城堤、救命堤、千秋功德堤。正是因为它,彭城抗住了大洪水,一城十万生灵才免于涂炭。 熙宁十年秋。 十月十三日,黄河水终于复归故道。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黄河搬运堆积泥沙形成的堆积地貌是决口的根本原因。据统计,在以前的几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十六次。其改道的路径,最北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的经淮河并入长江。 而北宋时期苏轼面对的这次改道,在黄河的改道史上虽然算不上大的改道,但足以使苏轼亲身经历了这条“母亲河”的奔流无常。 “西汉元光、元封间,河决瓠子二十年。钜野东倾淮泗满,楚人恣食黄河鱣。”这是苏轼在黄河水患得以遏制之际,有感而发的一些有关黄河改道历史的感慨。 据今天黄河水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来看,苏轼所言,在历史上都是真实的较大的改道事件,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对黄河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十月二十六,朝廷恩准了杭州知州赵抃(字阅道)的上书,把龙山的废佛寺妙王院改为道观,让钱氏后裔中道号“自然”的道士住持。再把钱氏建在钱塘的坟茔、祠庙交给自然道长,把建在临安的交给当地净土寺的僧人道微掌管,并每年度脱一名僧人,使钱氏的祠庙世世代代有人掌管。 赵抃的目的是,汉代窦融将河西王郡归还了大汉之后,光武帝就下令当地官吏重修了窦氏先祖的坟墓,并用太守之礼祭祀他们。而江南钱氏的功绩远在窦融之上,如今家庙破败,不足以劝勉奖励忠臣,慰劳答谢一方百姓应有的态度,所以要求朝廷对于吴越王钱镠家族有一个肯定的态度。 天子接到赵抃的请求后,立即批复照准。赵抃是苏轼的老朋友,且文采没说的,所以说为钱氏家族修建的表忠观碑文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苏轼身上。 关于这篇碑文,还有一个段子。 话说《表忠观碑》碑文写成,王安石就将其抄认真录后置于座旁,当时叶致远、杨德逢在场。二人见王介甫读此碑文爱不释手,就问道,难道相公也喜爱此人的文章吗? 王介甫说道,此作可比西汉时期的文章。 见两位客也随声附和,王介甫又问,你们知道西汉时期谁的文章可与之比拟? 杨德逢道,王褒可比。 王介甫道,非也,非也。 杨德逢又道,难道只有司马相如与扬雄之流才能与之作比吗? 王介甫道,司马相如的《赋子虚》、《大人》及《喻蜀文》、《封禅书》,扬雄所作《太玄》、《法言》等大作,都没见其中的叙事有子瞻这般明了啊! 有了徐州水漫金山的这场遭遇,水退之后,苏轼曾向朝廷上书,想在徐州城周围砌成一丈高的石岸,可保徐州城百年无虞。 可是,上书后朝廷方面却一直杳无音信。 因为刘攽刚刚上任开封府判官,苏轼只得给好友刘攽去信,一是诉说了在徐州任内的感受,说自己本不懂水利与土木工程,但时势所迫,只得边学边干了。二是自己有心想调走,让有兴利除害本领的得力官员来接任,但又怕被人说成想逃避责任。因此,想让刘攽在京师多帮忙造造议论,以便自己能调离徐州。 闲下来之后,苏轼与领导班子里的吴正字、王户曹一起去徐州城东北方的荆山下视察。返回的路上,游览了圣女山的石室,三人皆作诗唱和一番。视察吕梁县的水村时,专门交代了吕梁的屯田员外郎仲伯达,以加强筑城固堤之重任相托付。 妙善画师前来为苏轼画了像,苏轼回赠以诗。这位妙善,字惟真,还曾为仁宗皇帝画过像,其技艺非常精湛。 润州的刁约亡故了,享年八十四岁,苏轼哭以诗。 刁约,字景纯,世居京口。因为家世簪缨,其祖宅的居所内颇有园池之胜,到了刁约这一辈,更是专门修葺了一座园子,取名“藏春坞”。苏轼当年游览金山寺后,还专门前往他润州的居所拜访过这位与欧阳修、富弼声誉不相高上的刁老先生。老先生与苏轼称兄道弟的,还在一起饮酒和诗。 刁老爷子为官时正义凛然,平日里好急人所难,故海内之人识与不识者皆愿与之交。此人重义轻施,宾客盈门,颇有古人之风。 去世前,八十多岁高龄的他已身患重疾,时王安石之弟安礼出守润州,曾亲自上门拜访。据说,王安礼来时,刁老先生欢声笑语宛若平时,等到王安礼登车刚离去,刁老先生就仙逝了。 虽然刁景纯老先生年长苏轼四十多岁,但平时仍是与苏轼称兄道弟的。带着敬仰之情,苏轼事后还为刁老爷子写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