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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陆行出川,踏上了人生的单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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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八,初到成都的苏轼,被成都学官侯溥(字元叔)在嘉佑院设食,邀请苏轼谒见长老,观看佛牙并在一起共食。

席中,苏轼还把文采出众、一同前往的王箴(王闰之的弟弟)推荐给了同样是博学擅文的老乡侯溥(对小舅子还不错)。

因为,苏轼居乡的这段时间,通过与王箴等人的交往,使得王家人都对苏轼的人品学识大加赞赏。于是乎,王弗的堂妹、王介(字君锡)之幼女闰之(字季璋)被介绍给苏轼为续弦。

十月二十六,苏轼把先前得于凤翔某客商手中唐朝吴道玄所画的四菩萨像,在父亲病逝后施舍给了曾与之交往的和尚惟简。

惟简得到后极为珍重,专门建造一座阁楼收藏它,且把苏老泉的遗像置于画板之上。如今,这座阁楼已经建成,苏轼就应邀专门做了一篇记文《四菩萨阁记》。

从嘉祐年间到现在的治平时期,苏轼两度回乡奔丧,在家乡眉山停留的这两段时间里,经常往来于青神县西边的瑞草桥。

瑞草桥,也就是苏轼与王弗相恋的见证地。

如果说“唤鱼池”是让苏轼与王弗二人结识的地方,那瑞草桥则是二人从相识到相恋的见证地。

虽然说如今已经我们已经看不到瑞草桥的身影,但是它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在《青神县志》上明确记载着:“据《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程正伯所藏山谷贴》中有:‘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

意思是,古时有一程姓老者,一手持竹杖和擦汗的布巾,乘船横渡青衣江(岷江),至唤鱼池与瑞草桥之间山青水秀的中岩下寺游玩的故事。

它告诉我们:瑞草桥在原青衣江(岷江)渡口与中岩唤鱼池很近的地方,确切地说,瑞草桥就在中岩寺对面岷江与思蒙河汇合处。

思蒙河,蜿蜒数十里,流入青神的刘家咀,从这儿的河滩右侧流入岷江,在河滩上形成约30米宽的水面。宋代,水上架有一座全木结构桥,就地取材,桥面约一米宽,用一根根树条铺成,树条之间的缝隙填满稻草,桥面上再铺上一层稻草和细沙,这便是“草桥”了。相传,因瑞峰所辖中岩山上曾产瑞草(灵芝),故将建成的草桥,取名“瑞草桥”。

苏轼新恋人王弗的家,和他的外婆家都在瑞草桥附近,他们去中岩寺,去瑞峰古镇,去水运码头,走古庙都必经瑞草桥。

也许在这次中岩相识之前,苏轼在经过瑞草桥去外婆家时,早就在偶然中与王弗见过面,只是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位女子会是他以后的妻子,如果知道的话,——会不会多看两眼呢?

可以知道的是,有了瑞草桥,在苏轼初恋的那段日子,他常从程家嘴外婆家过桥到瑞峰王弗家作客,王弗也经常过桥到程家嘴与苏轼研讨诗文,都感到十分方便。

有了瑞草桥,苏轼与王弗有更多的机会去岷江河边散步,倾情相爱,促成了永结同心。有了瑞草桥,苏王二家的亲情交往日益增多,亲戚往来常年不断,就连苏轼结婚时,王弗乘坐的大红花轿,也是经过瑞草桥,才嫁到苏家的。

那么由此看到,瑞草桥是苏轼和王弗的催化剂,它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充满甜蜜回忆的地点。所以当苏轼日后独自一人故地重游时,也不禁感慨道:“归来瑞草桥边路,独游还佩平生壶。”句中虽无明显的“悲”字和“愁”字,却足以令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惆怅。

由于有苏轼浪漫的爱情,瑞草桥因而引起了许多著名文学家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追忆和描述。陆游就曾跟着苏东坡的足迹来到瑞草桥,并且留下了“瑞草桥边水乱流,青衣渡口山如画”的诗句。

如今已千年过去,瑞草桥已不在了,但是苏轼和王弗在这里的故事还在那里流传。

当年与苏轼在玻璃江瑞草桥边的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人,大约有王淮奇(字庆源)、杨宗文(字君素)两位老者,蔡褒(字子华),还有现任内弟王箴(字元直)等。

多年后,异乡漂泊的苏轼每每回忆起这段生活总是西望蜀地,心中无比的惋惜与惆怅,幻想着有朝一日再布衣还乡,归隐老死于山林之中。

苏轼在蜀期间,还去了成都永康军的迎祥寺,其中钟楼碑的隆州《多心经》还是苏轼所书。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佛教著名经文,简称《心经》。至今在中国流行最广泛的佛经。在佛学界有很高的评价,世人都认为《心经》是佛经的总括,懂了《心经》,读佛经就能入门了。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全文只有二百六十字,却是佛教三藏十二部近万卷经典中字数最少,义理最丰富的佛经,也是理事圆融,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性很强的妙文。

将要离蜀时,苏轼兄弟与二堂兄苏不疑(字子明)道别,将自家的坟地交由大堂兄不危(字子安)与同乡好友杨济甫照看。几十年后,苏轼自海南北归,得知老杨已经不在人世,其子杨明(字子微)遵照父命,仍将苏家的坟地照料得安然无恙。

青神县的蔡褒来为苏轼送行,当场手植荔枝树一株,以期盼苏轼早日归来。可见宋时一入仕途,能够告老还乡的机会不是人人都能有的。

苏轼到正信和尚的卧室向他告别,正信俗姓杨,弟兄三人,与苏轼的祖父与父亲均相交甚笃。其时,正信和尚(表公)正在卧病,苏轼见他白发盈寸、目光如炬,如同画中的须菩提像一般,因此盘桓不忍离去。

正信和尚说,佛言生于正信之家,我可以千里跟从你。你还是入朝去吧,我们何处不能相见呢?

那么,什么是正信的佛教?

民间信仰的宗教层次,仅使信仰者求取神的救助,并未能使信仰者由自身起而自救救人。佛教的信仰,既能使信仰者有求必应,更能使信仰者净化自己、强化自己,也能效法救人助人的菩萨与佛,更能成为菩萨与佛。

中国是大乘佛教的化区,信仰佛教称为学佛、修法、敬僧的“三宝弟子”,“佛”是菩萨道的究竟圆满者;菩萨行是“佛法”化世的轨范;“僧”是住持佛法的代表。

民间信仰的宗教行为,确有其存在的功能和流行的价值。唯其既无教义的依准,也无教团的约束,更无教师的诱导,仅靠灵媒、乩童等的cao作,好则可以配合善良风俗,否则也能破坏善良风俗,腐蚀人心。

佛教则不然,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层次分明的教义和教仪。既有二千六百年前出生于印度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有代代相承的教团及教师。释迦牟尼世尊,是历史明载的佛宝,佛教教义和教仪是法宝,佛教的教团和教师是僧宝。

唯有信仰三宝及皈依三宝,才是正信的佛教徒。

最后,与眉山老乡家安国(字复礼)别过后,才正式上路离开了家乡眉山县。

这是苏轼的第二次陆行出蜀,此后再未踏过故乡眉山的热土。

与第一次出蜀到京师赶考不同的是,上次还是由父亲大人带领。这一次出行,父亲已经驾鹤西去,迎接他们兄弟的则是要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世事的沉浮,官场的险恶,他们都要真正地去参与其中了。

路过益昌县(今四川广元市利州区),鲜于侁(字子骏)始为利州路漕司,苏轼兄弟去拜会了此人,苏轼日后对鲜于子骏在推行新法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两全其美的做法十分赞赏。

从眉山出发,一路北上,过成都、绵阳、利州、汉中,就到了苏轼的老根据地凤翔府。

在那里,苏轼去拜会了陈师道的妹夫张舜民。又听说在陕西的老相识董传在二曲守丧,派人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位书呆子式的朋友如今过得并不好。

从凤翔府转而向东,就到了长安。

腊月二十九,苏轼与时任陕西转运副使范纯仁(字尧夫)、殿丞王颐(字正甫),还有弟弟苏辙一同相会于毋清臣家。

在这里,苏轼是第二次观赏《醉道士图》,又见了好友章惇在上面的题跋,,觉得很有趣,就重新写下了题跋。

腊月三十。除夕。

苏轼到了刚任月余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的韩琦家中。

在韩府的客座上,观看了王颐、石苍舒当场所作的草书。

韩琦说,两位先生就像向马行头吹笛。座中的宾客均不晓其意,韩琦解释说,如果不是妙手,是不敢向马行头吹笛的。

熙宁二年正月间,苏轼东到长安。当苏轼路过岐山县时,听说他陕西一个书呆子朋友董传在二曲老家守丧,就派人到他家里打听情况。

结果,董传听说后就直接来到了长安,苏轼在董传所住的旅馆里见到了他。问了董传的生活情况,董传说了他啼饥号寒、穷愁潦倒的窘态,又说要不是韩琦韩大人的救济,早就归天了。

接着又说,韩大人不仅接济了他,又把他推荐到了朝中做了官。更有甚者,有一位彭驾部,听说了自己与韩大人的交情后将自己的meimei嫁给了董传(老彭这是豁出去了)。

一直娶不上媳妇的单身汉,一下子升官发财又娶了老婆,人生顿时就像开了挂。

但在苏轼听后,觉得隐隐有一丝的不安。几个月后,看似福禄双至的董传果然不能够消受眼前的这一切,撒手人寰了。

这是苏轼一生之中最后一次路过长安,余生再未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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