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王夫之（注意，这个人的名字很有个性，原名就叫王夫子，别号叫王船山）说过：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yin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

宋神宗的出场，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起来了。

当然，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给一代文豪的炼成造就了适宜的土壤。

半个月后，得知英宗皇上驾崩消息的苏轼兄弟一行，正在夔州云安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一个叫燕子龛的地方题字流连。

当时这个叫燕子龛、又称下岩的地方有个僧人，曾劝苏轼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苏轼三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恶见止”，对他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这种些微小事，也被苏轼记在了当天的游记中流传了下来。

当苏轼兄弟载丧归蜀的船只路过丰都县，该县平都山最高顶有座的汉时始建的仙都观，随父出川时，游览过此观，仙都观又名白鹤观。

丁母忧时返蜀，由于走的是陆路，史书上关于此次归蜀的路途记载极少。但此次回乡丁父忧时，是官家派船护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过一些名胜古迹时，一行人也可借观览之际上岸稍事休息。

当苏轼泊舟仙都观所在的山下之时，有一道士还曾持阴长生石刻《金丹诀》，找到苏轼，以求辨别真伪，很可惜苏轼也莫之能辨，只好建议道士再见到后来人路过时多多请教，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道长您总会遇到识货之人的！

这段时间，苏轼忽然收到许安世的书信谢启，得知小许对自己青眼相加，一时间也感到受宠若惊，赶紧回了贺启。贺启中一边庆贺许状元车马旌旗之召，一边还得与许状元来共同

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剑之悲。

许状元字少张，雍丘（今河南省杞县）人。

与许状元同科及第的进士，还有苏轼少时就有过交往的彭山县老乡杨从。杨从，字存道。另外还有：

方蒙，字达源，桐庐人。

伍昊，字及籍贯无考。

治平四年丁未四月，苏老泉灵柩在二子的专心护送之下，顺利地抵达了故里眉山。

到家之后，把父亲的灵柩安厝待葬停当，苏轼就开始着手撰写爷爷苏序的行状。

行状，称“状“，是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

“行状”这一称谓如今已不多见，它有点类似于今天对某尊长的回忆性文章。

苏轼翻阅了老家里父亲此前的藏书，发现了父亲以前没有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迹的记录，结合自己十二岁前关于爷爷的回忆以及乡亲口中的评价，先把祖父的行状补充完整，然后给曾巩上了一道简，求其为祖父撰写墓志铭。然后托同科进士邓錧，将自己完善过的行状交给曾巩来作为参考。

在家乡守制的这段时间，苏轼结识了刚刚卸任眉州丹棱县的县令赵庾（字成伯），赵庾在苏轼家乡临县丹棱县任县令期间，颇有政绩，极为百姓称颂。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长官，通判起辅助、监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两者之间虽有品秩之差别，但互相并不隶属。说得再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于监督知州的。

但是，苏轼却与赵庾很能合得来，苏轼心直口快，与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诬陷。但赵庾也是一位没有城府、心胸旷达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为公的赵庾自然就成了苏轼长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苏轼在弟弟苏辙得自河朔（古时候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的《兰亭》摹本之后，勘误了一些舛误及错别字，又发表了一些对《兰亭》的看法。

苏轼认为，《兰亭》的真迹中，“之”字有很多，但形态与笔法各有不同，这与当今的研究观点如出一辙。另外，苏轼还认为《兰亭》的意境方面的亮点是旷达自然，而后来的摹本都难以企及，别说后来的伪作与仿品了。可见，书画的作伪在苏轼以前就已是“古已有之”了。

此时，胜相院的惟简前来，求苏轼给他主持的寺院写一篇记文。

惟简俗性苏，眉山人，苏轼的同族远房后人。所以，据苏轼文中所说，惟简是一位精明敏锐、胜过常人的僧人，当惟简用佛门长老惯用的话术——比如常常把话题说的空虚玄远以防败露，而一旦败露就会把话题引入更为扑朔迷离之中——糊弄自己时，苏轼就会用事先设好的局堵住僧人的退路，然后再连连诘问他们，使之面红耳赤。

这种恶作剧式的“戏僧”伎俩，当然也是仅仅发生在过往较多较为亲厚的僧人之间，其本身也许并无什么恶意。对于后来所传闻的苏轼将某高僧游说到还俗的境地，与此也是异曲同工，本身可谓是一种笑谈了。

十月二十七，父亲苏老泉的灵柩终于入土为安了。

眉州彭山县安镇的可龙里，位于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可龙里蟇颐山，别名苏坟山，东二十余里有处老翁泉，苏老泉被安葬于这里，并与妻程氏夫人合葬，旁边还有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

彭山县因彭祖山而得名，古称武阳，南接眉山县（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老翁泉”或“老人泉”是苏洵之墓茔地，东坡晚年为纪念先人而自号“老泉山人”。

因此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经》时，就把其中的“苏老泉，二十七”改为“苏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论。如明万历间学者张燧所编《千百年眼》一书，赞同郎瑛的观点，断定“老泉”是苏轼的别号。不管“老泉”是父子俩谁的名号，苏轼的老家确是有着这处老翁泉的。

葬完父亲，苏轼家族又在墓地周围手植青松翠柏一大片，称之为营茔。正是这手植松柏之举，使得几百年后的苏洵墓被后人顺利找到。据传自宋以降，经南宋、元、明四百余年的变迁，苏洵墓地的碑志腐蚀剥落，失去了考查的依据。明成化年间，州守许仁曾奉命寻找苏洵墓，先在蟆颐山前后找，未找到。后据记载及苏轼诗:“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于是在可龙里柳溪山中顺利地找到了老翁井，从而找到了苏洵墓，认明了苏坟山。

十一月初四，皇上下诏求直言，四川阆中人鲜于侁（音身）时任蔡河拨发（掌拨发漕船的职官），应皇上的诏令，上书陈言十六件事，神宗非常喜欢鲜于侁的文章。这个鲜于侁与苏家也是颇有渊源，就在苏轼二伯父在阆州任职时，就与鲜于侁相交甚厚，后来苏轼还传阅过鲜于侁的文章。

在去父母墓地的半道上，有一座院落叫“大池院”。十二月初七，上坟归来的苏轼偷闲到大池院里小憩时，还给此院题写了廊柱。

回到家后，苏轼给同年进士曾巩写信特意举荐了姓黎和姓安的两位同乡读书人。

熙宁元年（1068）春，三十三岁的苏轼致书同年进士兼好友的曾巩，说自己的祖父苏序老人家在家乡德高望重但却没有为世所用，所以不能在天下展示自己的才能。还说有些古人也并不都能显示自己的才能，然而还是有人能够在后世扬名立万，那是有人在替他们传扬彰显的缘故。好在自己的父辈苏老泉已将祖父的经历总结出来了，因此希望曾同年能为祖父苏序写下一篇墓志铭。

四月初八，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人，北宋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病逝，年五十。

此人也是常和欧阳修、梅尧臣等大佬在一起happy的人物，刘原父对于苏轼曾数度提携，作考官时，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投桃以报李，苏轼自然非常沉痛地为刘原父先生写下了祭文，祭文中称刘原父可谓是众美德兼备的良师益友。

当时的朝堂上，王介甫常常是“大言滔天，诡论灭世”，以自己掌握的经术妄自尊大，其他人等都敢怒不敢言，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因此在祭文中苏轼特意提出了这一点。

到了秋七月，离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七个月，苏轼兄弟除丧，丁父忧结束。

苏洵临死前，因为大哥苏澹死的早，子孙们尚未成年，苏轼嫁给杜垂裕的那个姑姑死后尚未安葬，苏老泉就嘱咐苏轼要好生安葬姑姑。

所以，苏轼一经除丧，就马上又安葬了姑母。后来苏轼当了大官，后世子孙可以得荫，就把自己的一个指标转让给了大伯父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丁忧三年，这是苏轼为官后最后一次的长时间居乡。此后一经把自己置身于波诡云谲的官宦生涯，回乡，也就成了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