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除农业税照常征收外，他通过电视和未经组织允许私自发行的《农民减负指南》规定，严禁各乡镇平摊或分摊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各类统筹不得超出去年虎林县农民人均收入的12%，也就是151.4元。如累计统筹超出152元，被征收农民可依法拒付。”

春节期间，常委多半休假。听完曹维新汇报后，意识到问题严重姓的刘东川，立即召开了农历新年后的第一次书记办公会。

刘东川脸色铁青，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分管党群和意识形态的王副书记，一根接一个的抽着香烟。杜副书记则在小本子上不停的记录着，生怕有一丁点的遗漏。任然的反应比较怪异，竟然把手机当成了计算机，不停得计算着什么。

见众人没有任何反应，曹维新干咳了两声，看着手中的报告，接着介绍道：“按照他的计算，今年虎林农民人平均税费将控制在225元的水平。这就意味着除了农业税之外，血防集资、螺山泵站集资、以资代劳费、水电费、共同生产费、畜禽防疫费、农业综合开发配套费等统筹将无法征收。

另外，他还明令取消了教育口的：技术装务费、教委课外作业、暑假作业、寒假作业、小学自然教育、中学生天地、小学生天地、教育统筹费、捐资款、教师培训费、办公费、报刊资料费、教学奖、人身保险费、体检费、防疫费、绿化费等十九项收费。

以及派出所向农村超标准收取的户口整顿费、门牌费、治安费；司法部门超标准收取的法律服务费、‘三五’普法费；计生部门超标收取的妇检费；渔政部门平摊、超标准收取的水面增值费等等。同时，对计划外生育罚款、妇检费、办证费等也有明文规定。”

基层乱收费、乱摊派从省委空降下来的王副书记早有耳闻，但怎么也想不到有这么多巧立名目的税种和费种，曹维新刚刚说完，边掐灭香烟，一边环视着众人，一边忍不住地说道：“这么多税费，看来县乡两级政斧就忙着催款收税了。”

刘东川长叹了一口气，微微的点了下头，倍感无奈地说道：“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也差不离。凭良心讲，他们现在就管征款收税、计划生育和社会稳定三件事。可就这三件事，他们还管不好。”

杜书记放下纸笔，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凝重地说道：“80年代，一个乡的行政干部不到十五人，财政税务也就三四人，没有工商所、司法所，派出所也仅有两三人。那时候吃皇粮的人少，农民的负担也轻，老百姓种一亩田的负担总共才十多块钱。

一直到92年，一亩田的负担也没有超过30元。可是现在又如何呢？一亩田的负担已经超过了200多。就这样还是不够用，还负债累累。现在一个乡大大小小的干部、教师和在外工作的干部，加起来少说也有2000多。他们自己要吃农民，他们的子女要吃农民，吃农民的队伍一年比一年壮大，县乡机构臃肿……农民要养这么多人，怎么增收？农民怎么能不重？”

“纪委接到这方面的举报了？”刘东川一愣，禁不住地问了句。

“举报信起码有两卡车，都成普遍现象了，还有一些是历史遗留问题，纪委就那几个人，怎么查？”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曹维新还是很慎重的，见引起了刘东川等人的高度重视，他立即翻开笔记本，接着说道：“田文建的确做了一些工作，对各项数据把握的也很准。

他在全县减负工作会议中以三门乡为例，说这个乡吃本级财政饭的人就有361人，其中教师165人，乡政斧行政管理人员64人，农林水事业单位44人，文化体育广播事业单位33人，卫生系统30人，财政所21人，民政系统4人。

回来前我派人核实了一下，基本属实。从这组数据上来看，机构臃肿，食之者众，是乡级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

沉默了半天的任然，突然抬起头来，冷冷地插了一句：“财政收入不够用，就逼着下面的干部想尽各种办法找钱，无非就那是采取那么几个一点：加一点、借一点、要一点、卖一点和欠一点！加一点，就是增加农民负担；借一点，就是四处借钱，甚至借高利贷；要一点，就是找名目向上面要钱；卖一点，就是卖集体资产；欠一点，就是欠债不还。”

见任然开了口，曹维新突然话锋一转，异常严厉地说道：“任然同志，但你也应该明白，包括农民负担过重在内的所有农村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反映。国家正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各种各样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太复杂了。

仅以农民负担过重为例，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足以让一般人感觉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有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原因；有管理混乱，贪污[***]的原因；有财政体制不顺的原因；有流通体制不畅的原因；有执法违法，乱收滥罚的原因；有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薄弱的原因；有农业保护姓政策不落实的原因；有经济、社会体制固有的深层原因；有权力过于集中，明煮监督不力的原因；有农民自身的原因……机构臃肿的确是个最主要的原因，但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中央一直在强调精简机构和人员。却始终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说句丧气话，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问题，似乎已经成了不治之症了。”

曹维新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一旦举起精兵简政的大刀，就会引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可能总呆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刘东川何尝不想稳定住眼前的局面，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留给下一任？可问题是田代县长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而是左手举着南方科技那杯罚酒，右手举着农民减负这杯敬酒，逼着你喝也喝，不喝也得喝。

想到江天集团董事长陈红军上午刚发来的投资考察团，再想想他身后站着的人，刘东川意识到“平时不烧香，有事找老张”肯定是行不通的，想让乔老将军的公子中办乔副局长助自己一臂之力，那就得干出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来。

“同志们，现在是年年喊减负，负担却年年增；上半年假减，下半年真增；尽管各级政斧在这个问题上是三令五申，但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县乡两级干部却总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改革一阵风，这一阵风过了，还不是过去怎么搞，将来还怎么搞。”

刘东川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人民群众也对我们持怀疑态度，认为当官的说话什么时候算数了？不加群众负担就不错了，哪敢指望当官的真减负。

正是因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负责任态度。现许多政策很难执行，甚至导致党委和政斧的威信荡然无存。老百姓们都说：‘经是好的，关键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我看没说错，前段时间不是刚查出盘山有两个干部，因贪占挪用等问题被依法判刑，可仍旧还保留党籍政籍，照常发工资，照常享受干部待遇，影响很恶劣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监督不够，惩治不严！在我看来，问题是出在下面，但责任却在上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干部的违纪行为都是上面‘逼’的，上面装清官，下面做贪官，这就是‘官官相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

刘东川越说越激动，把面前的杯子碰倒都浑然不觉，一脸声色俱厉的表情。

“虎林是什么地方？虎林是为了新中国流过血，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区。维新和任然同志是后来的，没赶上中顾委乔老将军最后一次返乡。他老人家在虎林呆了六天，走遍了十二个乡镇，走之前他给润泽等县委领导鞠了一躬，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就像这土地，生命由此而生而繁衍，生命一旦离开了土地则朝夕不保，不论你曾经为这块土地抛洒过多少汗水和鲜血……”

刘东川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他还说33年，陈老总命令他在这里扩红。他那时担任读力团政治处主任，负责扩红工作。当时，虎林县人民刚刚为反“围剿”付出巨大牺牲，血迹还未擦干，县委领导同志带头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

在县委领导的带领下，仅3个月时间，虎林人民将自己1000名优秀子弟送来参军。而今这一千人里面又有几人归来？几人活着？几人成为高级干部？虎林县的母亲、妻子经过近20年战争岁月的苦苦等待，收到的仅是一张张烈属证，然而她们没有任何怨言，那是因为她们看到了当年的县委领导和她们一样作出了同样的牺牲……”

杜书记一闪即逝过诧异的表情，沉思了好一会，突然淡淡地说了句：“梁漱溟为农民讲话付出了代价，彭德怀为农民讲话也付出了代价，现在为农民讲话同样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呀。”

曹维新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急不可耐地说道：“赵书记，冰冻三尺非一曰之寒，农村问题堆积如山，农民负担积重难返，要寻求解决办法，少说也要三五年，咱们还是先研究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