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逝，一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在大隋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大业七年终于到了。

这一年的二月，杨广召开了朝廷朝会，宣布将在今年尽起倾国之兵，攻打高丽。他要一劳永逸解决这个心腹大患。

虽然老臣苏威、刑部尚书樊子盖等极力反对，但却都未能动摇杨广的心意。反而让他勃然大怒。苏威当场由尚书左仆射贬为门下省纳言，官阶虽然没变，依然是从二品，但却是一个闲职。

而樊子盖更是被贬为偏远的黔中郡太守，等同于流放。

在这两位两臣被贬之后，朝堂之上无人再敢反对远征。

杨广于是立刻颁布了备战诏书，令陇西、关中、河东、河北等地的郡县购买军马，又在幽州置牧场，养马以供军队使役，使战马价格一夜暴涨，一匹良马甚至达到了百贯以上，让北方诸郡皆苦不堪言。

随即，杨广又下令在北平郡的沙河镇和涿郡的仁怀镇，建设可容纳百万石粮食的大粮仓。然后又下诏在齐郡、南皮郡、平原郡、清河郡、济宁郡、北海郡、东郡、梁郡等十余郡征发民夫八十万人，让其自备牛车干粮，将上述郡县的官仓粮食全部运往辽东前线，由太守派兵押运，送粮民夫胆敢私吞官粮者，一律处死。

上旨意下达至上述河北诸郡时，立刻民怨沸腾。

且此时齐郡、济宁郡、北海郡正面临严重的黄河凌汛，水灾严重，许多田野根本无法播种。

而黄河以北的南皮郡、平原郡、晋阳郡等地，又正有严重的春旱，导致上述诸郡秋粮几乎颗粒无收。河北、山东一带饥民遍地。

而正当需要抗灾自救，开仓济民之时，朝廷的诏书却是到了。原本需要抗涝抗旱救灾的农民，都要被征去运送粮食。

这一来，便是对让灾情雪上加霜，各郡的太守不敢违抗杨广的圣旨，便强征家中有牛有壮劳力的人家为民夫，征发了十余万辆牛车。牛车不够则以驴车、骡车或人力车凑数。

每辆大车上装运官米四石，让民夫每两人押运一辆，并令其自备干粮，将上百万石官粮运往辽东前线。

从河东到河北，从山东到幽州的官道上，运粮民夫排成一字长老，浩浩荡荡，络绎不绝。这一路上道路崎岖漫长，到辽东更是遥远之极。

官道两侧随处可见倒毙的民夫和牲畜尸体。由于马匹皆要留作战马，用于骑兵作战，不能运粮。所以车辆只能用其他牲畜牵拉。

而牛、驴、骡子行进速度缓慢，去辽东至少要行进三个月以上。但民夫们随身携带的干粮大多只能维持不足一月时间，根本不够。

无奈之下，民夫们只能偷食官粮。虽然押运兵丁极力阻止，但如此多的民夫，哪里看得过来。还没有行到辽东，所运官粮便已吃掉近半。

眼见运粮任务完不成，回去原籍又要被问罪。于是大半民夫和少部分兵丁便索性将剩下的官粮私分，然后逃亡他处，沦为了盗贼。

相对于逃亡的民夫和押运兵丁，更大的危机却是出现在被运走粮食的诸郡各县，由于官粮被征用成了军粮，又被送往前线。各郡官府根本就不敢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而事实上，到了后期，他们就算想开仓赈灾也无粮可放了。

于是，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百万饥民家中粮食尽绝，不少饥民只能以树皮草根为食。老实本份者只能被饿死，反而去掠夺富户、抢劫粮食还有可能活命。

因此一来，上述诸地盗匪横行，家中凡有资财者，白天都不敢出城。天怒人怨之极，官民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

这时，齐郡邹平人王薄，与同郡饥民孟让一起，在邹平和章丘之间的长白山，聚集逃亡民夫及饥民，举起了公开反隋的大旗。号召农民就地反抗争活路，不到辽东去送死。

王薄的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后因遭到官府的重兵围剿，从长白山转战到鲁中山区。又在转掠鲁郡时被隋朝名将李靖接连击败，于是便躲入了深山之中，暂避锋芒。

而受王薄的影响，东郡韦城人翟让也与同乡单雄信、徐世绩等人起事造反，占据了位于荥阳和梁郡交界处的瓦岗山，自号瓦岗寨寨主，发展到一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围剿的隋军，声威大震。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而在东都洛阳，无论是杨广还是朝中众臣，皆没有意识到远征高丽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依旧是灯红酒绿，歌舞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