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日本甲午战争之后的经济增长是拜战争赔款所赐，这有一定的道理，但直接来分析的话，甲午战争赔款主要用到了军事领域，因此军事工业的增长或许直接受益，看是甲午之后发展速度最快的并不是军工生产，而是民用领域。

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永远不变，那就是劳动力、资本和市场，日本跟中国一样，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这点不缺，资本甲午战争体现在资本方面的，主要是日本通过赔偿建立了稳定的金本位，同时形成了一个有七百多家现代银行组成的现代金融体系，但甲午战争所带来的最大变化，还是市场的变化，日本通过战争，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

短短几年时间，日本的棉纺织品就在中国市场上把英国货取代了，英国产品成了专门供应城市中上层消费者的高档品，而中低端则被日本企业所垄断，垄断的背后，就是日本工业化不断扩张的情况。

大明经济发展，跟打开了满清的大市场不无关系，通过修建两条铁路，将大明的商品，一路能够送到满清内陆，而且通过救灾，确实收买了大批人心，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命是大明救的，这种潜意识中的好感，会带来方方面面刻意为之所达不到的效果。

另外铁路通往山西之后，跟晋商的网络对接，通过晋商的网络，将商品运到西北、西南等大明国家力量渗透不到的地方，更是延伸了铁路的影响力。

还有东北的开发，这也是一个大市场，在东北有垦不完的土地的情况下，当地百姓不可能顾及到家庭手工业，因此他们专心生产粮食、大豆等产品，分工程度比较高，各种物品的商品化程度就比较高，这是比较分工的优势，因此这里又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大市场，有一千多万经济较好的农民，不断的消费大明商品，给大明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日本甲午战争之后，另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投资者的心态，过去在幕府时代累积了巨额财富的特权商人、大名，在整个明治维新前期，其实是很不适应的，有的特权商人失去特权后破产了，大多数则靠着积累过日子，少有向现代工商业投资的。

这些人其实掌握着雄厚的势力，不止是金钱方面，还有人脉方面，渠道方面和影响力方面，日本相关文献都表明，在1890年代末期，日本的旧富豪们才放开了心态，开始大胆的投资于新兴产业。

这其实就是朱敬伦一直以来想做的扭转旧精英阶层的意识，推动大明的新贵族和容克阶层的政策。

现在可以说已经初见成效了，在二十年持续不断的鼓励乡绅兴办工商业，主要是茶业和缫丝业，让乡绅阶层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工业乡绅，这样的工业乡绅，他们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多办了几家工厂，而在于通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打消了更多人对新兴工商业的抵触和排斥心理。

顺德县有温家这样的名门望族带动，工业发展的就始终比南海县要好，哪怕南海县有工部尚书家族使劲推动，但在民间的推广，始终都遇到很大的阻碍，显然对旧阶层世界观的扭转上，新朝的工部尚书还比不上典型的旧式官宦人家，三代京官的温子绍家族。

通过调查，朱敬伦发现，很多观念是转变了，但是跟本土思想相结合，出现了一些朱敬伦想都想不到的变化。

乡绅办厂是和普遍的，但是还有一些地主乡绅是通过高价出租土地给资本家办厂，而进入这个领域的，这算是一种转变，这两种转变都还算正常，不太常规的是，有一种当地宗族乡绅建好工厂后，不自己运营的，而是直接将工厂租给资本家经营，自己收取高额租金的现象，而且还很普遍。

比如顺德县水藤堡沙边乡的何氏家族，自己不经营缫丝业，却创办了一个建业公司，“集股承买基塘继而建筑丝厂向族人租出”。家族还发布公告要求民众维护丝厂的安全：“该丝厂之设系列祖及族人集股而成，论其地位足资保障。至铺客租纳各欵有裨于太祖及八坊者，甚大迁年铺客，另补助八坊更练经费。凡我族人皆当任保护之责，则宾主相安，利赖无穷矣。厚本堂启。”

他们家族集资办厂，却将工厂出租，有出租给外人的，也有出租给本族人的，建厂的土地是宗族祠堂的祭祀公地，过去就是出租取息为目的，是某一代发迹的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比如伍秉鉴分家的时候，就将数百万两的固定资产划到公堂作为祭祀产业。

现在这些宗族根据老传统，将工厂当作过去的土地一样，看成了一项生息产业。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

是什么让他们有了这种思想转变呢，普通的利益绝对办不到，根据行情，地主们出租机器缫丝厂的年租率通常为投资额的10%。“丝厂多属乡族尝业而批租与缫丝商。租项以1分息计算，所得租项归诸乡族公用。且以风俗习惯种种关系，故鲜有以私人名义投资建筑丝厂者。”

显然每年能收回投资额的一成作为固定的租息，这比出租土地耕种要高的多，高到他们可以改一改传统观念的地步了。

可资本家凭什么心甘情愿每年都拿出这么一笔丰厚的利润交给当地宗族作为租金呢，他们自己买地建厂不更划算吗，事实是，他们做不到。

复杂的农村社会，还牵扯到一个地方保护问题，大到土客械斗双方争学额，争土地，小到两个村子争水，都是这种地方保护的体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