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旁听着电话的夏天待樊婷放下电话，马上说：“不吃晚饭了，立即走！你打一个电话给夏芳，叫她把母亲接去住一段时间。”

于是，樊婷打通了夏芳的电话，夏芳在电话中反复追问：“出了什么事？”

樊婷说：“你下了班来一趟，有事商量，你听懂了没有？”

夏芳不情愿地应承着放下了电话。

夏天根据夏芳在打电话时的表现，迅速写了一张便条，大意是要她于“当天晚上开始，接母亲去住一段时间，见条如见人，勿误。”云云。写完后，交待母亲说：“最近一段时间，家里有事。你呆在家里不方便，要到夏芳家住上一段时间。到时候，我会接你回来。”

说完后，夏天来不及吃晚饭，随即将电脑和准备好的行李往楼下搬，并送到轿车上，开车来到深圳中学旁的居民区住了下来。当天晚上，夏天停用了原来的手机，到商店买了一个神州行的不记名卡，作为新的联系号码。

第二天上午，公安经侦局的同志看到夏天并没有主动前来，便往夏天家打电话，也是没有人接。于是，经侦局的办案人员疑窦顿生，马上派出三名干警到夏天家探看究竟，发现家里没有人，便到原来掌握的随意来花店探听虚实，并将车停在花店旁边不远处。他们看到樊婷在店里忙忙碌碌，就是不见夏天的身影，三人交换着看法：“俗话说：‘公不离婆、秤不离铊。’我们就盯紧樊婷，不怕夏天不露面，到时候把他带到局里问话得了！”

到了十点半钟，一直忙碌着的樊婷也发现周围有人老是盯着花店这边，但就是没有前来搭讪，估计与夏天不去公安局有关。樊婷有意离开花店，这时，两个男人总是隔着数米远跟着。樊婷灵机一动，往回走了几步后，旋即迈进了邮政储蓄所的大门，走进大户室。后面跟着的两个男人便守在门口。

在大户室里的樊婷心里想：这也不是办法，要甩开他们。于是，打了一个电话给她的姐姐樊娉。樊娉闻讯，马上拿着手机就往邮政储蓄所赶去。到了大户室，听了樊婷的叙说，给樊婷壮胆说：“他们跟踪我们没有理由的，我们又没有犯法。这样，利用我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特点，玩他们一把：我先出去，往笋岗村方向走，走到笋岗大厦再回来；我走后，你才出来，往笋岗派出所的方向走，看他们不傻了眼！”

就这样，这同胞姐妹俩依计而行，樊娉先离开邮政储蓄所往笋岗大厦方向走去，盯梢的两个男子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哪知道，前面的女人兜了一个大圈又走回笋岗街道办事处的方向。

而此时，在外人看来相貌酷似的樊婷已经到了笋岗医院，买了一点成药后折返笋岗街道办事处。后来，樊婷在樊娉家吃午饭，商量对策。

她们决定：夏天在深圳还是不安全，要走远点，下午就要到梅县去。吃过午饭后，解丰负责送他到布吉关外坐客车直奔梅县。

而樊娉则打电话告诉老家的父亲，说：夏天遇到麻烦，要躲一阵，避避风头。

樊婷的父亲樊吉祥，是个离休后享受厅级老干部待遇的老同志，与深圳现职的市委主要负责人和纪委主要负责人都认识，有的曾经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在电话里听说女婿出了事情，也不知事大事小，性质如何，处于一种隔山吊炮的朦胧之中，要帮忙也要理清头绪才行。于是，在家人的鼓动之下，迅速由小儿子樊辉开着一部公安轿车，直奔梅县火车站，并等在月台上守候过往列车。在当天下午三点钟，坐上了京九线的过往列车往深圳而去。

却说深圳这边，当天下午两点解丰来到夏天的临时住处，转述了樊婷姐妹的意见：马上要到梅县去。并将三万元现金、一套商品房钥匙、一个刚买的联通手机卡交给夏天。

夏天问道：“有没有那么夸张？我的原意是避开他们就行了。”

解丰说：“听说今天上午樊婷被人跟踪，她们商量了一个中午，才决定的。还说你今天上午的手机卡不能用了，用这个新的。另外，岳父也到了梅县，晚上到深圳。”

夏天对离开深圳有点不情愿，但解丰还是要求送他出布吉关。夏天对他说：“要是这样，我这部车就不要开回住宅区了，车牌他们很熟的。就放在这里，钥匙给你。”

夏天捎上行李和公文包，坐上解丰的车，来到布吉关外，准备坐客车到梅县。当时正值“非典”传染病突发时期，很多人都戴着口罩。跟平时不一样，在“非典”时期出了关的客车根本不愿在路上拉客，担心因为贪这蝇头小利，万一染上非典而丢了性命。

夏天等得不耐烦了，对解丰说：“我看还是回去，我开了轿车赶到梅县。自己更主动，不会有什么事的。”

解丰想想也是，于是开车入了布吉关，回到东门住宅区的停车场，与解丰道别后，开了自己的轿车出了布吉关，走深汕高速公路，准备经新开的揭梅高速公路直奔梅县。

当天下午，樊婷依旧到花店，看到先前停着的那部车还没有走，便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处理着鲜花。不一会儿，樊娉打了一个电话给她说：“已经出关，一切顺利。”这就暗示夏天已经离开深圳。

大约四点钟，停在花店门前不远处的小车稍无声息地撤走了。

樊婷看到花店周围没有什么可疑人等，交待了罗小丽一声，也就回到了樊娉家里。她在闲着没事的时候，试着给夏天的新手机卡打电话，但总是不能打通。为此，樊婷渐渐担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