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夏天被市民银行党委表彰为1996-1997年度优秀党员，是市民银行收编金融服务社后，从金融服务社体系过来的党员群体中唯一的一名优秀党员；同时，也是在市民银行的敏感岗位上工作的党员群体中唯一的优秀党员。在当时，市民银行党委要在刚刚接管金融服务社一年多这样的条件下，从那么多党员中筛选出夏天来，也是冒着风险的。夏天想到这些，思绪万千，当初金融服务社发生的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夏天的脑海里闪现。

好了，往事不堪回首，现在书归正传。

却说总行的新班子在到任几个月后，做了一些调查研究，走访了各支行，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终于不急不慢地烧起来了。

首先，总行新领导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采取组织措施，对一直以来认为有后台，常常与总行分庭抗礼的中兴支行的行长、副行长作撤职处理。

接着，宣布全行分阶段进行机构改革，第一步先开展总行机关的机构改革。在“机构改革”这个名目下，撤销了总行稽核处，万人处长到下面的支行当了行长；增加了总行资产防损部，并把在走访各支行调查研究时，基层行意见最大的信贷处主要负责人易木子和该处骨干万中易、罗英国、徐海涛等四人调整到资产防损部；将总行办公室主任古元安排在信贷处当处长，将人事处长邵云峰调到工会，将监察室主任许光调到人事处当处长；而缺员的办公室主任则采用行内招标的形式遴选产生。

明眼人可以看出，“机构改革”四个字说起来很轻松，但是，这改革只要一改下去就是有人高兴有人愁。就像歌曲唱的“这家欢喜那家愁”。你看，市民银行只换了一个董事长，增加了一个行长，就动了人事处、信贷处、办公室、工会、稽核处、监察室等部门的一把手。

在调整后的一把手中，最不惯的当属邵云峰和易木子。邵云峰是个成熟的党务干部，深谙“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调就调呗，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邵云峰在心里说。而易木子就不同了，刚刚在主持工作的副处长岗位上摸出一点当官的门道来。“这下好了，不要我干了。哪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又不是干了三年两载了。不就几个月吗！”——易木子在心里愤愤不平道。市民银行决定调整岗位的通知一宣布，易木子连续三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可见他的精神负担有多重。

新班子的第三把火是：以召开经营工作会议的名义，调整全行的经营思想，介绍新班子的施政纲领。开始了“树德”的进程。董事长申一枫也是有点独立想法的人。他把召开经营会议的地点选择在偏僻的盐田的大水坑财政招待所。

大水坑之所以成其名，主要因为它是在梧桐山坳。大家知道。梧桐山向北的一面就是弘法寺。它的集雨面积造就了一个由低洼地构成的仙湖；而梧桐山的另一面，也就是它的南面，山雨经年累月往下倾泻，冲走了山窝的沙土，留下了石块，形成一条不小的山坑。每当山洪爆发，急水借助山势，飞流直下，拍击着山石。夹带着破空之声，咆哮向大海奔腾而去。久而久之，这大水坑便名符其实地在人们的记忆中留存。

在深圳筹建特区的时候，大水坑被划在二线关外，因为它介乎在罗湖（当时还没有盐田）与龙岗的交界，偏向于后者。但特区内的村民有的要到大水坑耕作，于是，武警部队就在原来围在机耕道上的铁丝网切开了一个口子，定名为“耕作口”，以方便当地的人们出入耕作，每天由武警战士守着。后来，市财政局在大水坑搞了一个招待所，兼作培训基地，这里才有了点人气。但是由于电信讯号的覆盖问题，人们到了大水坑后，手机、科机一概是接收不到信息的。也许申一枫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要把行长以上干部拉上山来，成就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功德。

这天上午，湖贝支行的主要负责人都到了支行。王显耀叫机要员韩小妞通知陈作业、夏天到行长室议事。

两人来到行长室后，王显耀说：“总行要在大水坑召开经营工作会议，要求各支行助理以上干部参加。陈行长要留家处理行里事务。老夏，总行考虑你作为信贷处指定的会务人员参加。”

夏天听后，在心里想：“不知王行长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许是调整心理和平衡关系的需要，要用我，又害怕造成行内其他同志的不满，抑或是担心我在思想上产生变化，而故意如此说。”随后问道：“那么，到时候我是向信贷处报到，还是跟你一起去？”

王显耀回答说：“后天下午四点钟，我们一起到总行，坐上总行的中巴，到招待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