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袁世凯，从历史来看，他骨子里就不是一个君宪人物，这个人出身于旧官僚家庭，崛起于军界，对于世界大势知之甚少，虽然编练了新式的北洋军，但那并不代表他是新派人物，从头至尾，他都是一个旧式官僚，纵然主持了“新政”和“预备立宪”，但这也丝毫不能改变他骨子那种在官场中长期浸淫出的旧时代气息，他要的立宪是限制满清皇帝的权利，而不是他袁某人的权利。

此人能够在清末政坛崛起，不是因为他多么的有才能，恰恰是因为朝中无人，挫子里拔将军，清廷也只好将就着用用了，再加上他为人精明，见风使舵，又很会钻营，这才得以爬上高位，趁着辛亥革命的动荡局面成为窃国大盗。

在赵北看来，袁世凯做官是个人才，但做新时代的国家元首就不行了，因为他看不清大势，看不清大势就会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迷惑，难以承担开国重担，开国元首必须具备能看清这种历史大势的眼光，但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少之又少，因为这种素质的养成不仅要求这个人放眼四海、博览群书，拥有广阔的胸怀，更要有天分。

但穿越者就不一样了，历史大势就写在史书上，想看不清都难，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极大的弥补天分的不足。

在历史上的辛亥革命中，袁世凯趁势而起，放着终身总统不做，却演出了一幕总统变皇帝的滑稽戏，最后以失败告终，此事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非常深远，袁氏一死，北洋集团分裂，这些不同的军事集团各自寻求列强作为后盾，而列强也积极扶持代理人，从此中华大地军阀混战，纷纷扰扰了十多年，失去了最宝贵的发展机遇，可以说，袁世凯作为一个目光短浅的旧式官僚，应该为这一切负总责，他原本有机会做一个拿破仑式的强人，但他没有抓住这个青史留名的机会，而是将自己置于千夫所指的地位，这既是他袁世凯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现在，既然赵北已经穿越到这个时代，那么，他绝不会允许这个悲剧重演。所以，无论如何，也要阻止袁世凯掌握大权，至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掌握全国权力！

如果说这个时代的中国需要一个短暂的军阀时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只能也必须由赵北来开创，并由他掌握主动权。

但由于现在的历史轨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局面与辛亥革命时已很不一样，赵北一时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犹豫着不知该从何处着手，怎样才能在限制袁世凯权势的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直到前几天，他慢慢理顺了思路，于是，一个初步的构想出现在他脑海中，只不过，这个计划太过冒险，是否实施，他尚未决定。

见赵北沉默不语，众人也都不敢插嘴，杨度耐心的等了片刻，只好由自己打破这种沉默，说道：“总司令，想必杨某的话让你有所触动。共和虽好，然不合国情，立宪虽不尽如人意，然可避免天下大乱，这天底下的缙绅士民，有几个愿把身家性命投到共和上的？如今朝廷既然答应速定君宪，已是顺应天下民心，又何苦要抱着一个‘共和’不放？你们革命党人主张‘种族革命’，可也得看看时候，难道旗人就不是中国人么？‘驱逐鞑虏’的口号固然可以挑起民众的狂热，可这个口号却给了日本人、俄国人机会！现在那些‘关外八旗’叫得凶猛，蒙古草原上的王公也在上蹿下跳，这背后难道没有列强的影子？现在立宪就在眼前，只要国体一定，列强自然没有了挑唆、插手的借口，所以，这‘革命’之说可以休矣。”

赵北暗自叹了口气，杨度说得未必没有道理，但这并不能动摇他的决心，于是不动声色的说道：“皙子，你这话说得不全对。其实，愿意革命的人也是有不少的，那些穷得活不下去的人，他们更愿意选择共和，而不是皇帝。”

杨度哼了哼，不屑的说道：“那帮草莽土匪造反，不过就是为了抢银子、抢官帽子，他们懂什么叫‘共和’？让他们来建共和，只会是一个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徒增笑柄耳。”

这倒是实话，历史已经证明了——————虽然主要责任不在那些绿林好汉身上。

杨度趁热打铁，又道：“我知总司令是在外国呆过的，心向共和，可总司令想必也知道英国君主立宪的事，相比尸山血海的法国大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才是正道。是立宪好还是共和好？总司令英明神武，自当明白。如今的中国，再也乱不起了，再乱，就要亡国灭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