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顷，大部分人也清楚了，走在前面，笑吟吟地朝众人挥手的不正是中华民国总统、全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秦时竹么？
“大总统万岁！”众人纷纷从地上跳起身来，人群爆发出发自内心的欢呼！
示威游行在94年的中国绝对是个新鲜名词，因为**主义传统深厚的中国从来没有游行示威这一说，不论哪个封建王朝，对这方面的控制和处理都是极为严厉的。轻而易举就可以给你按一个“妖言惑众”的名义，万一像西汉时期太学生示威闹事，行政当局即便一时不能对付这群知识精英，在日后也要加以劈头盖脑地反攻倒算。因为，行政当局最喜欢的是“击鼓鸣冤”、“拦轿告状”最多是“万民书”之类的表达方式，这样可以方便其以高高在上、以恩赐、施舍的心态来应对民众的哀求与恳求，这种执政理念造成了他们不会也不能认同以示威游行这种以施加压力为表现形式地表达方式。
因此，对秦时竹容忍游行示威并同意接见学生代表的举动。内阁居然达成了相当惊人的一致。反对！无论是土生土长、熟谙官场之道的旧官僚还是喝过洋墨水、见过大世面地新锐高层都不同意秦时竹的作法。岑春暄的法很有代表性：“此次中日关于青岛问题的争端，是大事、国事。怎能轻易靠民众游行示威来表态？大总统接见学生代表，任何人都会明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怎么和日本方面继续谈判？这不是把我们的态度和实际想法都暴露了？再者，现在接见了学生代表，安抚了他们，万一政府需要在某些方面做出一定让步，岂不是失信于民？”
梁士诒干脆就说：“这是学生娃子胡闹，今天有抗议青岛争端的，明日必定有抗议其它争端的，若是天天如此，岂不是社会混乱不堪？现在虽然是民国、共和了，但这并不等于国家就没有了章法，国事无小事，倘若民众一味以自己要求和愿望为准，事事都得依着他们，那还要政府做什么？我，不但大总统不能去见他们，我们还要派警察和部队把民众驱散，还请葛副总理派几个人好言安抚一番，让他们散去了事……”
内阁各总长当中，唯独梁启超是吃过没有合适渠道表达自身愿望之苦地，他也因此对示威民众多加理解，但他也不赞同这种方式。“学生、民众关心国家大事，虽然是件好事，但终归要有规矩。游行示威，虽然不是针对政府而来，但毕竟影响过大，方式过激，我是不是这样，让他们先散去，然后推举几个代表写一封请愿书递交政府即可……”
因此，秦时竹所延迟的半个多小时，其实成了有关紧急应对此次事件的协调会。人的思想观念是不可能一时间扭转过来的，对于这批阁员他也寄予了深刻的理解，耐心地作思想工作：“这件事首先要这么理解，不管民众说了些什么，毕竟是基于爱国热情的情绪。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抹杀。至于秩序，方才下面也汇报过了，虽然声势浩大，但秩序平静，不是乌合之众地大串联，再加有警察维持秩序，不会造成乱子，倒是强行驱散有可能造成混乱。其次。我们要读懂这次事件地内涵意义，那就是民众对于政府是大为支持地，我们方才不是也商量对日态度要强硬么？这批热血青年所表达的意思和政府地方针完全是合拍的，如果我们连支持政府的正义举动都不能容忍，如何谈得上执政为民？如果连正当的民众呼声都不能倾听，如何谈得上共和政府？再次，我虽然要去接见学生代表，但并不等于我要将政府有关对日关系处理地方针和政策告诉他们。这是两回事，不存在泄密可能。最后，我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如果我们真的**，那就需要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甚至有兵戎相见的可能，我们如果现在打压老百姓的热情，到时候谁给我们出钱出枪，谁给我们拼杀卖命？”
葛洪义表示了支持：“我认为大总统的考虑还是妥当的。这次游行示威，不是直接针对政府而来，即便见见他们，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当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将来如何游行示威，我们得考虑一下制定个条条框框，政府要守法。民众也要守法，不能怎么想怎么来！学生地热情我们要利用好，这是对日表态的一个基础，但他们的热情我们也要控制好，一个不慎就可能激化矛盾，硬顶着不见，很可能就是第二个情况。”
其实，在游行队伍内部。同样存在着忐忑不安的焦虑感。除了人民大学里面的几个学生在东北有过那么一次小规模地游行经历外。几乎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类似经历，游行示威对他们来说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而几个游行的组织者更是有些着急。他们原本只是以为几个学校的学生串联游行一番，最多也是000多号人，没想到走到新华门前已聚集到了万多人，望着这么庞大的人群，他们也深感棘手，当真是骑虎难下。
直到徐升告诉他们总统会亲自接见时，骚动地人群在逐渐平静下来。他们读懂了多层意思：第一，政府对我们的举动还是理解和支持的，不然这么多警察早把人群驱散了；第二，大总统既然愿意和学生代表沟通，那么按照常理推测，估计政府所做出的决策和学生们的要求的不会距离太远，大家觉得只要政府能顶住，民众就有了主心骨。学生说到底也不是毫无认识和见解的愣头青，也知道国事艰难，很多外交交涉并不是单凭正义和道义就可以实现的，没有实力作后盾一切都是扯淡，对于政府有可能做出地一些让步也有心理准备，只是希望不要太过屈辱，政府既然如此坦率，那么应该不会让步太多；第三，真切体会到了民主共和的好处，意识到了新政府与清朝政府乃至袁世凯政府的本质区别，这是真正为民着想、尊重民意的民国政府，无论哪一点都昭示新政府的新气象和优越性，在这样的政府身上，民众由衷感受到了威望和信心，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靠粉饰太平或者强奸民意是制造不出来的。
秦时竹对游行示威一事也有自己地考虑，其着眼点就是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在对皇帝“山呼万岁”地个人效忠消失之后，在辛亥光复最初的理想主义淡化后，靠什么来维系全国民众地团结？后世**靠的是意识形态，但其实最有力的武器却是民族主义，这种贯穿民众思想、根植于最深厚文化和历史土壤的思想武器有着极其强烈的作用力，更能被普通民众所了解和接受。事实上，哪怕在**国家，纯粹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说教也是很少的，大部分时候民族主义更有号召力和鼓舞性质。游行示威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外在渲染，中华民族在屈辱、艰难中挣扎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正是要大力鼓励、提倡而不是打压的时候，通过这一事件，不失为有效团结民众的粘合剂；对外，也可以显示一下本国政府的决心和“两难”立场，这是后世屡试不爽的对外伎俩，凡是政府不愿意让步但由不能明摆着拒绝他国提议的，往往抬出“民意”的幌子来招摇，意思“我国政府已经尽力了，但民众不依不饶，我们毕竟是民主政府嘛，还是要考虑民众感受和选票”，这种谈判技巧完全称得上高明和占据主动权，目前正是对日本方面表明态度、严正立场的时候，岂能自毁长城？
事实上，早在游行队伍还没有出发时，内务部就掌握了动向，真要阻止完全有可能，但真的要阻止么？那和满清皇帝有什么区别？是的，也许有人指责政府“利用”群众、“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但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政府存心利用，民众甘心被“利用”，谁让咱都是为了中国利益呢？最后，也有巩固政府和总统威望的附带考虑，一个政府和最高元首若想获得民众的爱戴和拥护，必然就要大力着手民众满意的事务，自辛亥以来，秦时竹做得最多的就是打内战，今天打清政府、明天打袁世凯、后天打冯国璋，打内战虽然也有功劳，也有人拥护，但毕竟是破坏性的，属于伤元气性质，而建设的业绩除在北疆尤其是东北比较明显外，其余地区还难以普及推广，在明里暗里还受着地方固有势力的抵制和干扰。靠什么维系国家的统一？靠什么巩固中央政府的强势和威望？靠什么树立秦时竹作为国家最高元首的威信和魅力？上次和俄国人干一仗是个不错的展示，这次收回青岛就更是一个好契机，办好了，不用说，中央政府和秦时竹的威望肯定如日中天，办砸了，那事情就有疑问了，说不定被民众扣上一个“无能政府”、“卖国总统”的帽子，那可真是开了天大的玩笑。
因此，秦时竹打定主意，不仅不能阻止民众的爱国热情，相反还要加以积极扶持、鼓励，不管怎么样，只有一个懂得引领民众的领袖才是真正的好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