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一一动也不动，一条壮汉，长眠了，他什么也不管了，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人死了，可以说就等于一个零。

人死了，生产队的政治指导员和队长必须介入，他们管些什么？除了来管劳力安排，还要管不犯错误。人死了还会犯什么错误？犯，为了死人，活人可以犯错误；公社有一个专管铺张浪费的班子，红白喜事，生日喜庆，都有一定规定，他们都有“文件”可依，例如办丧事在把死人抬到阎王那里去的那餐“上山饭”，算是整个丧事的**，就不能超过五桌，敲锣的、抬人的、打眼的，拌沙的，包括哭的……你吃饭的时候超过了五桌就会有的是办法处罚你。

既然永一在临终时用手“指示”了他女儿和多劳的终身大事，其余相关人员也没有提出异议，尽管你是伤心的哭去了，但那不能算是弃权，所以多劳和柳枝的事就是全体通过了，也就确定了。既然确定了，那么多劳在丧事仪式上就要戴上三棱冠，而且在三棱冠上面还要系上一条红布以示这是亡者的未婚孝女婿，谓之戴花红，这是一条铁打的不知传了多少代的规定。可是政治指导员在这件事上他坚决不同意，他是指导员，不能眼看着你们犯婚姻法，你们的日子还远着，何况他还在场，你们犯法他也有责任！坚持的一方就说这顶多算个订婚，又不是结婚，法不了。这下可热闹了，有的说老虎不咬细狗咀，反正是他口里的食就行了，还大点儿订婚不会迟；有的说亡者生前的意愿现在是遗愿了，永生就一个女儿，没有崽，必须让多劳戴上三棱冠和花红。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去问昏迷中的兰英，兰英终于听清了问的是什么后，连点了三下头，去问抗日夫妇，他们一口答应，于是管他什么订婚就等于结婚了，三棱冠和花红都已经做好，叫他们戴起来。至于柳枝和多劳，你们说戴就戴，说不戴就不戴，他们搞不清你们大人的这些名堂。正在有人拿出三棱冠和花红要给多劳戴了的时候，听得外面有人叫：“公社检查团来了”，这人慌忙往屋里一缩，将三棱冠和花红放进柜子里，锁起来。

就是这戴起来和锁起来的不同，免了多劳和柳枝的一场祸。

祖存叫走柳枝与多劳的下一节课是体育课。李多劳虽然不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可是在牛老师眼里是很占位置的。操场里这根木头旗杆有十多米高，又刨得这样溜溜光光，李多劳是这个班能爬得上的绝无仅有。牛老师差不多囊括了这所学校所有的体育课，他敢说整个学校也没几个爬得上的。他亲眼见过李多劳爬这根旗杆，其速度之快也是学校之冠。他自己号称是体育之王，自知本人也是爬不上的，就借着“禁止”不去爬。李多劳今天没到，牛老师很快就发现了。同学们告诉他是被一个湿头发伢子叫走的。

课至半途，牛老师正在教同学们怎么把“立正”，“稍息”“向——后————转”做得特标准，一个路人突然来向牛老反映道：“机耕道上有三个应该是你们学校的学生，两个跪在路中间，拦住一台拖拉机上车走了，中间还有一个女生。”

这还得了！赶快报告校长，牛老师宣布同学们自由活动，自己匆匆忙忙去找校长。

恰逢冬老也来报告校长。校长把两个报告来的材料合拢，得出“李多劳与一社会不明湿头发男青年携钱柳枝，离校约一公里的机耕道上，强行搭乘（或挟持）手扶拖拉机，现去向不明”。

如果有手机多好，马上可以得知去向。可是那时你说出手机二字，人家会以为你是说手里提只鸡。校长、牛、冬三位一齐讨论、研究、分析、认为，得出的是“尚不明具体情况，须看事件的发展和有待追查”。

两男一女，是不是去野合？如果是，则要比恋爱严重得用数学是计算不出的多少多少倍。如果有其他什么事，为什么不请假，问题倾向于“严重不知多少多少倍”！王校长的手从脑壳上放了下来，说：“这件事，是大事，目前，只能限于我们三人知道，传出去，教育局要扣分的！传出去…”校长咬住的是“我调去当四中的校长的希望就很渺茫了”。

世界如此之大，到哪里去找呀，校长急得团团转，冬老师哭了起来。

到了第二天的上午九点。校长情急智生，派牛老师骑上那辆“嘀咕”牌校车，到李、钱两人家里去看看，叮嘱他先要试探性地问家长。牛老师一路“嘀咕”，一路问去，到得一个山冲里，愈来愈清晰地听出是哪里在做道场。后来有人告诉他上面死了一个姓钱的中年人。牛老师到底还是姓牛，又是老师，他猜出来了，是钱柳枝的父亲死了！他一直“嘀咕”到钱柳枝家里，而且工作细致到找到了李多劳。

牛老师还看了一阵道场，觉得那四个道士敲着锣鼓在地坪里又走又扭，有时甚至剧烈地运动，有点像是在上体育课。

用“飞也似的”来形容牛老师的回校速度一点也没有夸张，他像一个间谍得到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向校长报告了这一发现。王校长疑云顿开，真想唱一首歌来抚慰自己，担着不能去四中了的心放下来了。他立刻叫牛老师告诉冬老师这一情况，并说他作为校长对学生家里的这种不幸感到悲痛。

牛老师找过冬老师以后突然想到一件事，又急急忙忙来找校长，他揍近校长咬着他的耳朵说：“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听说那些帮忙办丧事的还给李多劳扎了一顶三棱冠和准备了一束花红，李多劳将来是钱柳枝的男人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