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谈谈特纳将军的问题，这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针对以他为代表的有关战略设计与计划拟定中的误区。恕我直言，其中的误区在于过分相信线性思维，迷信力量，C+计划就是这样层层叠叠堆砌上来。他先估计敌人的实力，然后设计保险系数和数学模型，综合认为压倒这些实力需要多少力量和资源、最后再安排使用这些力量和资源，中间再加上节奏控制、节点审视与进度审核——这是从大学开始，一脉相承的逻辑与数学体系。这套体系错么？基本是不错的，甚至很多时候解决了不少问题，便于指挥艺术的传承和扩散。按这套办法打仗，很可能出不了名将，但合格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比较容易培养，问题在于……”尼米茨来了重重的转折，“世界上是有黑天鹅的，总有超出人类认知的未知领域存在，整套逻辑体系的危险在于，敌人一旦忽然拥有一个你说不知道的因素或变量，整套体系便有崩塌的危险——这种战术对付一般敌军指挥官是不错的，但对付打仗打成精的名将来说，恐怕就难以成事。”

为增强说服力，尼米茨举了简单的例子：“比如一块巨石，预估是100吨，实际重量和预估比较接近，但没有能一口气举起100吨的吊车，只能提供40吨的吊车。我们的办法通常是安排3台40吨的吊车，然后设计一个合理的方案进行吊装。大多数时候没问题，但有一次执行任务时出现了意外，一台吊车的绳索突然断裂，丧失吊运能力，另外两台能正常工作的吊车顿时承受了超过合理限度的力量，导致最后全面失败并酿成恶劣的后果。堀悌吉手头只有1台40吨的吊车，他是怎么办呢，他先把这块石头费点力气爆破开大致均衡的3部分，然后一块一块地干掉……”

“具体到这次佛得角战役，也可以看出敌人的思维特点，我军攻击佛得角，集结了2个师、20多艘护航航母和全部主力舰队，出发点是佯攻佛得角，实际吸引轴心主力上钩并歼灭之……敌人判断了形势，没冲到佛得角来傻乎乎和我们硬拼，却出其不意地去威胁进攻东海岸，我们只能回防，然后敌人又剑走偏锋地进攻了纽芬兰，并利用其强势海军打了我们措手不及，我军被迫调集主力航母编队回援——这决策是不错的，但请注意，这时候我军力量便被迫分散了。

敌人以逸待劳，在纽芬兰和坎宁安将军交手，取得了战术胜利；然后面临我军在纽芬兰不断强化的力量前果断撤军；在此期间黑天鹅出现了，敌人出动了夜战飞机和精确攻击炸弹，夜间大大削弱护航航母编队，敌人守军骁勇善战，死守不退，敌人的S艇和潜艇发挥了无与伦比的效果，不断打击我军，等对方认为我军力量已不足虑时，突然出动航母编队杀过来——这时候坎宁安舰队又再次被迫增援，然后在双方形成协调力量前被敌人各个击破。

我军的实力就是这块100吨的大石头，敌军没能力一口气吞下我们，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迫使这块石头分裂，然后一个一个付诸解决；如果让双方按照最初的力量在其他海域硬碰硬较量，再打100次也会是我军胜利！”

尼米茨叹了口气：“这是东方文化的精髓，避实击虚、以柔克刚，为什么塔拉瓦明明被围困堀悌吉不来救援，偏要去袭扰澳新？我当时没看懂，后来仔细想就明白了。德国人为什么不救佛得角而去打纽芬兰，道理同样如此。大砍刀、小匕首都能杀人，敌人是不是被杀死取决于使用者的手法和攻击部位，而不取决于哪个武器用钢多。”

这番“线型思维”批评论让众人无不冷汗直冒、心虚不已，大多数人都是这套培训体系下养成的，特纳算是集大成者，是有大局观和战略思维的优秀代表了，听尼米茨这么说再加上对战役例子的剖析，立刻领悟过来。

“所以，我走之前交代哈尔西的方针是很明显的，我们目前在太平洋全面处于劣势，但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口。第一，我们要努力维持澳新的补给线，巩固盟友关系；第二，加快人员特别是舰载机飞行员的培养，可以人等舰，不能舰等人；第三，固守目前占领的岛屿并强化防御体系，让日军不能反扑回去。大西洋上，我的对策同样如此，第一，维持对英补给线，巩固盟友关系；第二，加快后备力量培养；第三，强化纽芬兰、百慕大防御体系，加强巴西方向的作战力量并为西非战役准备条件……”

马歇尔和金上将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初步认为可以，与会众人决定今后半年内如无特殊变故，谨守防御、积蓄力量、等待反攻，至于华莱士这里。

李海插了一句：“我会想办法维持与协调的，重要的是，总统的病情不能恶化。”

大家马上听明白了，只要罗斯福活着一天，不管能不能管事，华莱士永远就是“代行”而不能继位，至于1944年新一届总统大选，鬼才相信华莱士能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