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是我的，可上面都是他吐的，你怎么说？”那种感觉很奇怪，简直有点荒唐：在公司里，我都不够资格和她说话；而在这里，却对着一盆脏衣服居高临下质问她。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会给他一个说法。”

余素芬和我一起做菜，身上的领导气质又回来了：肉丝切多细，姜放多少，水淀粉勾多厚，菜什么时候下锅，都是她说了算，尽管菜做出来后，我并没发现有太大了不起。但她去哄陆丰起来吃饭时，又像是一个做错事情、不知所措的小孩。我忽然明白了陆丰何以会对她难以割舍：一个在外人面前斩钉截铁、呼风唤雨的女人，偏偏在你面前放下身段，温顺听话，这本身就有巨大的杀伤力。

女人，是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生物。

下一个周末，余素芬请我们三个人吃了一顿饭，大约有“谢罪”的意思。她专门下厨，比较特别的是，她亲手做了一个蛋糕。

等她走了，陆丰把吃剩的小半个放进冰箱，兴奋地告诉我，“她说她准备离婚。”

那是余素芬嘴里第一次说出“离婚”这两个字，不是“和他好好谈一谈”，不是“解决问题”，也不是“想想办法”，而是干净利落、咯嘣松脆的“离婚”，第二声的“离”加上第一声的“婚”，什么人都一听就懂。她到底算是给了一个“说法”。

“上个星期我在床上耗了半天，总算没白费。”陆丰很高兴，他觉得一场宿醉换这个结果很值得，不仅值得，简直是个里程碑。

临睡前，我给吴丽打电话，她在为一篇要拿去发表的文章核对资料。

我问她：“如果你已经有了老公，会为了我离婚吗？”

“我没有老公。”

“我是说假如。”

“你怎么想到问这种问题？”

“你先回答。”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说真话，我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

“你问了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问题，我当然不可能知道答案。”

“假如我一定要你给个答案呢？”

她轻轻叹了口气，“你希望我怎么说？”

“我希望你说‘我会’。”

“好，我会。”

“真的？”

“真的。”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我问她：“我是不是很傻？”

她说：“不早了，快点睡吧。听话。”

“嗯。晚安。你也早点睡。”我放下话筒，把头埋到枕头里，很快就睡着了。

我在艰涩无味如过期食品的工作里挣扎一个多月之后，终于看到了一点食品的影子：有一个短期项目，是针对一个大客户几项特别要求增强一个产品部件的功能。项目本身并不大，但意义不小，老板相当重视，打算派两个人干。他说明这个项目是现行工作额度以外的，要我们自愿报名，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张小林几乎一起举手。

张小林比我早进公司半年，长得颇为nai油，如果去掉脸上那几块雀斑，走路再把背挺直一点，简直有明星的风范，而且永远打扮得一丝不苟，烫得笔挺的衬衫，赤橙黄绿青蓝紫每天一种颜se从不重复，下配裤缝笔直的卡其裤，金黄的头发用发胶拉得根根直挺。他的拿手好戏是在几百人的大会上抢话筒问一两个煞有介事的问题，好像那么多人只有他竖着耳朵，以及在漫长的会议终于结束前一秒钟老板问“还有没有问题了”的时候举手说“我还有个想法”，仿佛整个部门只有他在动脑筋。

张小林在工作上以“积极主动”著称，任务一下来，他立刻找我开会，说有一些“想法”要和我探讨。我中计而去，结果他什么想法也没有，根本就是为了套我的想法。等我不知深浅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没几天，他改头换面占为己有，先去跟老板摇尾巴，等我发现，为时晚矣，想跟他计较，倒显得自己小气，弄得有火没处发。

我的职业生涯教给我的第二件事是：就算做了哈巴狗，也要机灵一点，因为，狗狗永远比肉骨头多。

那天下班后，和张小林又开了两个小时斗智斗勇的会，我给吴丽打电话想找她一起出去吃饭。她说她已经吃过了，我问她在忙什么，她说在工作。

我回到家，对着冷锅冷灶，一点做饭的兴致也没有，索xing跑去找吴丽，想让她帮我煮碗面条吃。吴丽煮的面条很好吃。

在她楼下，一辆车正好开出去，后挡板上一个深深的凹槽引起了我的注意。几秒钟以后我就确定那是泽西的车：深蓝se，前不久后挡板才被人家撞过，不会有错。他在这里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