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平阳府虽然干旱少雨，但是各府县的百姓却在热火朝天的忙碌之中。尤其是分到了农田的贫苦百姓，虽然生活上仍然吃不饱饭，常常靠野菜充饥，但是却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县的水利、农田设施建设当中。

因为刘宣免除了徭役，所以兴修水利这种庞大的工程花销更是惊人，仅仅平阳府四十九县报上来的水利专项费用，就达到了七十三万两白银。

这样大的花费刘宣当然拿不出钱来，所以他他压下了在五府四十九县全面动工的打算，只批准了隰州、霍州二府十六县的工程。其中隰州水利经费白银三万两，霍州的经费达到了四万两千两白银。

霍州虽然只有六县，但是一来霍州是刘宣这支大军的老营，在这里刘宣这支军队几乎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二来霍州境内包涵十万人口的洪洞县城，所以在经费之上，霍州府或多或少沾一些便宜。

到了明朝末年，虽然因为小冰河时期的影响，全球的气候持续变冷，导致农作物出现了一定的减产。但是真正导致北方大片土地荒芜、遍地流民的局面，却并不是因为干旱、寒冷的原因。

明末北方之所以流民遍地，第一是因为吏治败坏。朝廷的各级官员，如县令、知府、道台、巡抚、太监、御史贪污腐败、残酷骄横，彻底放弃了朝廷救灾的职能。他们在北方各地趁着灾荒的因素，大规模兼并土地，通过放高利贷、哄抬粮价等手段。将大片的良田抢夺在自己手中。即便朝廷拨付一些赈灾的白银，也会被各级官员漂没干净。

此外。因为官绅阶层将赋税转嫁到百姓头上，所以官绅越是兼并土地。朝廷能收到赋税的农田就越少，底层百姓的负担就越重。而朝廷自然不肯能让税收减少，反而三番五次的加征三饷，这样一来，百姓的赋税就越来越重。正因为官府严酷的征税比粮，百姓终于活不下去，只能弃耕抛荒成为四处流窜的饥民。

第二个根本原因就是水利设施的年久失修。从万历年间起，朝廷一面从国库提取大笔金钱供自己穷奢极侈的耗费，一面又要筹措庞大数额的军饷用来打仗。让国家的财政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危机。

政府根本无力顾及水利的维修，常年有限的一点河工经费又被官员们贪污私肥。以黄河来说，明代原来定有“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的疏濬制度。、

万历以后，“凡大挑、小挑之费，俱入上下私橐”，致使河床淤积的泥沙越来越厚，河堤连年冲决。

管河的官吏甚至幸灾乐祸，“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尅金钱，则自总河以至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这正是崇祯年间河患日棘的根本原因。

其他水系的情况也差不多。崇祯初年，给事中黄承吴当朝面奏：“东南时患水灾。皆水利不修之故”。

崇祯皇帝问：“水利何为不修？”

大学士周道登、钱龙锡回答说：“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兴修水利却须要钱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