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值得庆贺，张元正的初中、高中阶段，是分别被“四人帮”蔑称为教育回潮的时期，他是读了一点书的。高中阶段因为考试成绩优秀，被乡邻称之为“五科100”，张元正每每星期天下午返校时，常常被邻村的小孩子将“五科100”当号子叫唤，让张元正觉得很不好意思。正因为张元正有些功底，这回高考让他争足了面子：全镇集中了文革以来的多届初、高中毕业生齐赴考场，结果，只有张元正与同学冯秋艳的弟弟冯春生硕果仅存：入围中专线。后来，冯春生被厦门集美航校录取，而张元正的档案则被广东银校抢到手中，成为父业子承的一分子。

镇平县同时被录取到银校的还有一人，这人是下八乡人，名叫黄永书。别看此人其貌不扬，也不甚说话，但却颇有心计。当他从县教育局了解到还有一人与他同校就读时，便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十几公里来到上八乡角山排村张元正家里，住了一夜，先行建立起同学关系来。

1978年1月22日，张元正由母亲易春梅亲自送到上八乡车站，母亲目送他上了客车并启动后才返家。

张元正来到县城父亲所在的县人民银行，发现黄永书已经先期到达。父子俩与黄永书毫无拘束，仨人一起吃饭、聊天，晚上，三人还到因电影院拆建而临时权充电影院的烈士亭看了一场电影。第二天一大早，张昭新亲自带上张元正和黄永书坐上客车前往广州，把他俩交给省银校后，才返回镇平。

却说张元正就读的广东银行学校作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培养的既是国家干部，也是广东省银行干部队伍的中坚。当时，大中专毕业生都是国家按部就班地根据其入学时确定的干部或工人的身份，由国家包分配。

建国后，广东银行系统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广东银行学校的毕业生比国家各类财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广东银行系统工作的学生更吃香。因为：一是省以下的银行的工作主要是事务性的日常业务，不是非要理论上顶尖的人才不可。相反，银校毕业生更有实践经验，更快上手。二是广东银行学校的校长是省人民银行的行长兼任，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极尽呵护之能。要求学生在学完每一门业务课后都到基层实习，由各支行的骨干包干培养，能放手后再返回学校学新课。而接受实习的支行把培养实习生当作完成上级的任务来认真对待，这样，教的和学的都同受一个上级的约束，质量就有了保证。实践也证明：银校学生毕业分配到银行后确实好用。数十年下来，就应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古训，这银行学校便成了广东银行系统的“黄埔军校”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却说张元正在银校很快到了毕业分配的节点上。第一学年，在完成对应课程理论学习后，他和全班同学分散在到佛山地区各家银行网点进行会计、农村金融实习，第二学年同样在完成理论课程后又到江门市参加工商信贷业务实习，现在正从江门坐船往学校返回——很快就要毕业分配了。

学校对张元正的任用也颇为上心：起先，学校本身在他读完第一学年的课程后，想把他留下来当教师，准备从第二学年开始送他到中山大学深造，学校派人事处长找他谈话，张元正听后对任教没有多少主意。后来，又说省分行要一分为三，77届全班都要留在省里。也是因为当时年青，张元正和几个同学每天晚上都散步在珠江岸边的长堤路上。每逢夏天，他看到很多人睡在长堤的石凳上过夜，便觉得在广州生存太难了，还是老家舒服，说什么也不愿分配在广州。但是，学校方面还在想方设法挽留他。

张元正将自己的想法向父亲张昭新渗透，张昭新觉得儿子回家乡工作并无不妥，便向行里提出，由镇平县人民银行写一份公文盼省行对张元正的毕业安排予以照顾。于是，镇平县人民银行便以一纸公文报到广东省人民银行，说张元正的父亲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请准予安排张元正返回老家工作，以便对其父亲有个照应，云云。

<strong>打击盗版，支持正版，请到 m. 阅读最新内容。打击盗版，支持正版，请到 m. 阅读最新内容。</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