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思齐打败了南京经略、兵部尚书张鹤鸣的大军后，苏州城明军守城兵丁主动投降，颜思齐进占了苏州，这样，中华军占领了北起扬州、镇江，南到太湖之滨、苏州、宜兴一带，东起大海西至长江沿岸芜湖一带的大片富庶的江南地区。

江南是明朝最富庶的地方，但是，这富庶属于皇亲国戚、官商、士绅地主和一些勾结官府的富商，和小老百姓无关，尹峰前几年考察江南一带时，已经发现苏松、湖州等地小农弃地为流民以及卖地成为大地主佃户的现象很严重。

而江南一带把佃户例称”佃仆”，地主每以佃为仆，禁止其参加科举考试，佃农是地主土地的附属物，佃户每随着土地所有权的买卖而换易主人，几乎等同农奴，绅衿大户，欺压佃户，视其为奴仆，霸其妻子者屡见不鲜，中华军所占州县，所执行的法律，是大明律和中华公司规章的混合体，因此一般不轻易去触动官绅豪族的利益，但是对反抗中华军的地主豪绅一律格杀勿论，抄家分地产，这使得一些奴仆、佃户看到了希望，他们有些人就有意在在乡间攻击中华军，主动束手就擒，然后供出是主家所指使的，接下來，中华军就会抄了那些地主的家，把田地分给佃户、奴仆们。

一般默认了中华军统治的地主们，大多数人不得不稍微改善一点佃户的待遇，深怕他们会去铤而走险、殃及自己的全家。

这时代的官府，政令出了县城大门，就得依靠地方乡绅的势力來执行，基层政权组织完全要靠地主乡绅來维持，因此大明官府的行政权力在乡村一级，基本是不存在的，这些权利掌握在地主们手中，乡绅土豪就是为所欲为的土皇帝。

江南更加是朝廷重赋之地，苏松一带赋税之重，在全国首屈一指，嘉靖年之前，苏松税粮就已经占了全国总税粮的九分之一：

明朝初年，国初总计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浙江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苏州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石，浙江税粮相当于全国九分之一，苏州稍微少于浙江，以一府抵一省，号称“天下之最重也”，松江半于苏，苏一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田四分处一，则天下税粮之最重者，就数松江了。

而万历四十五年的税粮，很明显是不用交了，想交也沒处交，中华军宣布了三年免征的措施，还禁止地主逼租；对于佃户抗租的事一律不管，只是让地主们自己去和佃户谈和，而明朝官府一向是会主动出面帮他们催租的。

这些免征粮政策深得小自耕农和乡间小地主的欢迎，至于那些士绅官商，秉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古训，沒有勇气站出來对抗中华军，而且中华军军纪极好，比明军而言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老百姓都看在眼中，士绅们的特权虽然失去了官府保护，财产受到了打击，但是由于中华军和一般老百姓相安无事，士绅阶层很难以此來鼓动百姓起事反抗。

最欢迎尹峰的大军到來的人群，那就数商人和工匠了。

最高兴的人群是手工业工匠，江南地区发达的手工业使得中华军招收工匠的工作十分顺利，被中华联合公司丰厚报酬吸引的工匠们成千上万地向南京城集中，有的在中华军临时开设的丝织厂、军工厂中已经开始干活，大多数都要坐船去台湾、吕宋、琉球、西婆罗洲等地，他们和公司签订契约，必须为公司干活满五年后才能解约成为自由工匠，同时也可以以匠师身份加入公司的各家工场，成为公司长期雇员，五年期满后，他们可以回老家，或者自己在公司统治区开设自己的作坊。

商人们现在可以直接和中华联合公司做生意了，无论商家大小都可以公平买卖，原先垄断市场的官商、“权商”都随着逃跑的官府与官军走了，这些商人因此受益非浅。

商业贸易在这几个月内，在中华军统治区异常繁荣起來，甚至在湖州北面的太湖岸边，也有不少商人就在官军眼皮底下和中华公司在做买卖，实际上打败而归的官军士气低落，根本就不想來管小商小贩们的这些事。

沿着长江，从上游來的川、湖广、江西的商家的船只络绎不绝，中华军的大炮巨舰甚至一直巡逻到了南昌城下，一路为各商家的船只护航，官军长江水师已经全军覆灭，对中华军的战舰完全无能为力，顾炎武写文章说：“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在这种情况下，官商地主实际是控制了工商业经济的。

但是中华军的到來，冲击打破了这些老一套的工商业次序，沒有了官府的保护，官商勾结的以徽商为主的盐商、山西晋商等商帮在江南的势力遭到了重大打击，他们沒有了官府的保护，根本无法和中华公司在公平买卖的基础上进行实力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