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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对于皇家纺织公司和天津渔业公司区别对待的做法，也代表着肖图白的产业布局思路。

产业前景广阔，技术改进空间巨大的产业，优先发展。

而产业前景一般，技术改进提升空间有限的产业，则要求多缴纳经营红利，限制企业规模的发展。

当然了，国资委除了负责推进工业化建设，以及投资盈利之外，还需要向皇家新军、锦衣卫、宣传部等等非盈利部门进行拨款支援。此时，皇家新军和锦衣卫每年可以获得100万两拨款，而宣传部、廉政部则能够获得30万两的拨款。

通过资本的掌控、调度，国资委隐隐成诸大部门之首。那个部门能获得更多的资金，也需要看国资委的脸色。

“宣传部”则是接管《顾问党报》的制作、发行，以党报为舆论喉舌，宣传整个顾问党人利益集团的理念。而对于底层的民心舆论，宣传部也计划培养说书、戏曲、杂耍等等各种底层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通过编排各种主旋律思想的文艺表演，对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影响。

“情报部”也就是负责对锦衣卫控制，利用锦衣卫的情报站点，进行隐蔽的收集情报工作。偶尔还是对于满蒙和流贼的一些军官进行拉拢、策反工作，也是在锦衣卫的工作范围内。但是，这种极端危险的情报工作，并不是锦衣卫的主要任务。毕竟。打赢战争本质上还是靠军队的实力，锦衣卫的特工策反敌方人员，也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

而“廉政部”则是招募一些精通法律，与此同时对于贪污受贿丑陋现象非常反感的读书人。进行监督党、政、企等等各大部门的管理层个人勤廉状况。

一旦接受举报，廉政部便会迅速部署调查，并且有权向党员、官员、国企管理层等等部门的负责人追问其个人以及家庭财产的合法来源。如果，不能解释合法来源。那么哪怕没有直接的贪污受贿证据，也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判刑、问责。

虽然总顾问衙门和经济特区政府，对于贪污**现象。一直是保持零容忍的态度。但是，随着经济特区的不断发展，政府公务员团队和企业管理层团队人员鱼龙混杂。不可能人人都是拥有极高的自律能力，部分的官员、企业管理层，不良作风的苗头纷纷冒了起来。

廉政部的成立，正逢其时！

国家政策败坏首先在于吏治，吏治败坏首先在于贪腐。一旦容忍了贪腐风气蔓延，并且将贪腐视为正常情况，一个政权便逐渐走向一条崩溃之路。

而对于官员的贪腐，只能用高压政策，才能够遏制贪污风气。明初时由于朱元璋嫉妒仇恨贪官，贪污60两银子以上便施以“剥皮实草”酷刑。并且将剥下的人皮，在庙中进行展览，新官上任都要参观贪官被剥下的人皮，用以警示其莫要贪污。

明初对官员残酷的剥皮实草惩戒手段，保证了明廷百多年清廉风气。

但是。在明朝中期“土木堡之变”后文官集团逐渐掌控了国家大权。皇权和武将功勋的权势旁落，于是，明朝的风气徒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文官集团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和高悬的屠刀之后，开始变本加厉的贪污。似乎要将明初百多年之间未贪得的钱财，给加倍贪回来。

廉政部的成立。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准备贪污，或者已经贪污官员、管理者头顶。既是要对已贪腐人员零容忍，又要震慑还未将贪腐行为付诸行动的摇摆不定官员和企业管理者。

大明别的地方姑且不管，但是肖图白能够管辖到的经济特区境内，对于贪腐作风，断然要保持零容忍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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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大部门之中，国资委由肖图白亲自挂帅担任主管，这笔巨大的资本，让别人掌管，哪怕肖图白再信任一个人，也不会彻底的放心。

“宣传部”的大权移交给王承恩担任，王承恩对于顾问党人的主张政策非常了解。更难得的是，王承恩也深悉大明的传统体制的士大夫、宦官们的心态。因此，宣传部对大明传统体制的一些可以挽救的一部分人，进行用舆论熏陶、改造，王承恩也是最适合做这项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