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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八、风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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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知道,那我就给你们说个故事!”孙元起突然话锋一转,“从前有个屠夫,每天都要杀好多猪。周围的人都劝他:‘你每天杀猪是不对的,应该悔改。’屠夫回到家,便一改常态,亲切地对猪说:‘我杀了一辈子猪,心里也很过意不去,你们虽然是猪,也应该有猪主、有猪权。现在我尊重你的意见和选择,你想怎么个死法?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嘛!’猪犹豫片刻,答道:‘其实,我并不想死。’屠夫拍着大腿:‘你看你看,说跑题了?’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明白了么?”

王世杰躬身答道:“学生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那你还不走?”孙元起说完,王世杰真的转身走了。

孙元起又问徐谟道:“你明白了么?”

“我不明白!”徐谟直着嗓子嚷道。

孙元起大怒:“连这个都不明白,还来请愿?来人,把他叉出去!”

看着孙元起在众人簇拥下回到寓所,王世杰赶紧扶起被摔了一个大马趴的徐谟:“叔谟,我们也回去!”

徐谟还有些恼火,一膀子甩开王世杰:“他孙百熙到底什么意思?三条要求,一个都没答应,就给我俩讲个故事,这样就想把我们糊弄走?”

王世杰道:“孙先生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么?前两个要求是不归他管,后一个要求则是他想管,人家不让他管。”

“对了,雪艇,他讲的那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徐谟问道。

“你把故事中的‘死’换成‘宪法’,把‘屠夫’当成摄政王或者泽贝子、伦贝子,把‘猪’当成孙先生,就该明白了!”王世杰旋即摇摇头,“其实,把‘屠夫’当成满清政府,把‘猪’当成全国四万万国民,也未尝不可。”

听王世杰这么一剖析,徐谟总是明白过来,只好垂头丧气回去了。

1911年是多事之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发生了很多载入史册的大事,比如4月27日爆发的广州起义,“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因为孙元起这只蝴蝶,再加上迫击炮的作用,起义足足支撑了二十多天,最后在两广、福建清军围剿下,残部才退回香港。

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最开始看上去是微不足道,最终结果却惊天动地,比如5月5日的一封奏折。

奏折是都察院给事中石长信写的,题为《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折》。在折子里,石长信把铁路分为“干路”与“枝路”两种类型,主张贯通全国的主要线路(即“干路”)应该国有,由政府借款兴办;而其余的普通线路(即“枝路”),则可以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

看上去很合理,对不?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需要先明白两点:第一,清末铁路状况;第二,清末财政状况。

先说第一点,铁路是舶来品,按照产权可以分为“洋办”、“官办”、“商办”三种。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意识到铁路对于国防的重要性,除了特殊情况,不再允许外国插手铁路修建,改由自己动手——这也是詹天佑能够出头的原因之一。——但接连不断的赔款,让政府有心无力,只好委托给有实力的商人来集资办理。

效果很显著,短短数年间,就有多条铁路开工建成。但商人办理也有弊端,比如无法筹集到巨额资金、技术不过关、各自为政,影响了铁路之间的互联互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铁路国有”的必要性。

再说第二点,清末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万两,这就需要不停地以各种关税、盐税、厘金等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尤其是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中国商人一下子损失了4000万两以上,造成市场急遽萧条,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更加明显。已经把能抵押的全都抵了一遍,可是还有窟窿要填,怎么办?

修铁路之所以能鼓动大量商人参与其中,除了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盈利能力非常可观。最初,政府赤字压力还不是很大,虽然也意识到铁路国有的必要性,但还能耐着性子和商人讨价还价。等到了1911年,政府因为金融危机,资金极端短缺,早已经饥不择食。眼睛自然而然瞄准了铁路:铁路好啊,平时能赚钱,紧急时还能以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贷款!

石长信这封奏折,无疑挠到了清政府的痒处。奏折呈交之后,立即引起摄政王载沣的重视,称赞道:“该给事中所奏不为无见,著邮传部按照所奏各节,妥筹议奏。”

邮传部尚盛宣怀对对石长信的奏折,立即给予了积极呼应。这也可以理解:铁路国有,归根到底是收归邮传部管理。作为未来的经手人和管理者,他盛宣怀可以捞到更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

在收到石长信奏折后的第6天,清廷正式发布上谕,向全国发布了干路国有的定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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