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知道，那我就给你们说个故事！”孙元起突然话锋一转，“从前有个屠夫，每天都要杀好多猪。周围的人都劝他：‘你每天杀猪是不对的，应该悔改。’屠夫回到家，便一改常态，亲切地对猪说：‘我杀了一辈子猪，心里也很过意不去，你们虽然是猪，也应该有猪主、有猪权。现在我尊重你的意见和选择，你想怎么个死法？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嘛！’猪犹豫片刻，答道：‘其实，我并不想死。’屠夫拍着大腿：‘你看你看，说跑题了？’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明白了么？”

王世杰躬身答道：“学生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那你还不走？”孙元起说完，王世杰真的转身走了。

孙元起又问徐谟道：“你明白了么？”

“我不明白！”徐谟直着嗓子嚷道。

孙元起大怒：“连这个都不明白，还来请愿？来人，把他叉出去！”

看着孙元起在众人簇拥下回到寓所，王世杰赶紧扶起被摔了一个大马趴的徐谟：“叔谟，我们也回去！”

徐谟还有些恼火，一膀子甩开王世杰：“他孙百熙到底什么意思？三条要求，一个都没答应，就给我俩讲个故事，这样就想把我们糊弄走？”

王世杰道：“孙先生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么？前两个要求是不归他管，后一个要求则是他想管，人家不让他管。”

“对了，雪艇，他讲的那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徐谟问道。

“你把故事中的‘死’换成‘宪法’，把‘屠夫’当成摄政王或者泽贝子、伦贝子，把‘猪’当成孙先生，就该明白了！”王世杰旋即摇摇头，“其实，把‘屠夫’当成满清政府，把‘猪’当成全国四万万国民，也未尝不可。”

听王世杰这么一剖析，徐谟总是明白过来，只好垂头丧气回去了。

1911年是多事之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发生了很多载入史册的大事，比如4月27日爆发的广州起义，“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因为孙元起这只蝴蝶，再加上迫击炮的作用，起义足足支撑了二十多天，最后在两广、福建清军围剿下，残部才退回香港。

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最开始看上去是微不足道，最终结果却惊天动地，比如5月5日的一封奏折。

奏折是都察院给事中石长信写的，题为《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折》。在折子里，石长信把铁路分为“干路”与“枝路”两种类型，主张贯通全国的主要线路（即“干路”）应该国有，由政府借款兴办；而其余的普通线路（即“枝路”），则可以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

看上去很合理，对不？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需要先明白两点：第一，清末铁路状况；第二，清末财政状况。

先说第一点，铁路是舶来品，按照产权可以分为“洋办”、“官办”、“商办”三种。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意识到铁路对于国防的重要性，除了特殊情况，不再允许外国插手铁路修建，改由自己动手——这也是詹天佑能够出头的原因之一。——但接连不断的赔款，让政府有心无力，只好委托给有实力的商人来集资办理。

效果很显著，短短数年间，就有多条铁路开工建成。但商人办理也有弊端，比如无法筹集到巨额资金、技术不过关、各自为政，影响了铁路之间的互联互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铁路国有”的必要性。

再说第二点，清末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万两，这就需要不停地以各种关税、盐税、厘金等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尤其是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中国商人一下子损失了4000万两以上，造成市场急遽萧条，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更加明显。已经把能抵押的全都抵了一遍，可是还有窟窿要填，怎么办？

修铁路之所以能鼓动大量商人参与其中，除了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盈利能力非常可观。最初，政府赤字压力还不是很大，虽然也意识到铁路国有的必要性，但还能耐着性子和商人讨价还价。等到了1911年，政府因为金融危机，资金极端短缺，早已经饥不择食。眼睛自然而然瞄准了铁路：铁路好啊，平时能赚钱，紧急时还能以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贷款！

石长信这封奏折，无疑挠到了清政府的痒处。奏折呈交之后，立即引起摄政王载沣的重视，称赞道：“该给事中所奏不为无见，著邮传部按照所奏各节，妥筹议奏。”

邮传部尚盛宣怀对对石长信的奏折，立即给予了积极呼应。这也可以理解：铁路国有，归根到底是收归邮传部管理。作为未来的经手人和管理者，他盛宣怀可以捞到更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

在收到石长信奏折后的第6天，清廷正式发布上谕，向全国发布了干路国有的定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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