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是为清朝八大总督。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四个：南河总督、东河总督、漕运总督，这都是管理专项事务的，而且后来都被裁撤，所以不入“八大总督”之列；东三省总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设立的，存在太短，影响较小。

虽然都是总督，其中也有肥瘦、轻重之分，这和所辖区域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有直接关系，与今天的省委书记一样。

直隶地处京畿要地，所以直隶总督被称为“疆臣之首”，类似于现在的北京市委书记。

两江包括江苏（含上海）、安徽、江西，是清王朝的财赋重地，所以两江总督是当仁不让的老二，类似于现在的上海市委书记。

两广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在道光以前，此地犹如改革开放前的深圳，与其他地方并无二致，只能算是泯然众人。随着开埠，洋行林立，外商如云，此地迅速繁华，在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位也开始凸显，很快超越湖广，成为八大总督中的老三。大致类似于现在的广东省委书记。

湖广包括湖南、湖北两省的地面。孙元起刚来大清的时候，还以为湖广包括两湖、两广呢，惊讶得不行：这多大的面积，半个中国啊！老大人一瞪眼睛照你这么说，两广总督管哪里？”才算纠正了孙元起的误认识。宋元以来，一直有“湖广熟，天下熟”的谣谚，这也奠定湖广总督全国第三的地位。但两广外贸的飞速发展，让它受到巨大挑战。张之洞在任期间，充分认识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道理，除了维持原有的农业成绩，大力发展重工业，建设汉阳铁厂；并利用长江水道，促进汉口的商贸。使得湖广实现“中部崛起”，赶超两广趋势明显。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对袁世凯、张之洞这两位手握大量新兵、比较倾向变法的汉人总督心生忌惮，把他们上调到军机处，实际上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湖广总督的位置又开始出现滑坡，赵尔巽、陈夔龙就面对着这个局面。

闽浙，从名字上看，就下辖福建、浙江两省。清代的时候，这两省可不像今天能有那么多的民营企业，而且这些地方多数是依山、傍海、少田，他们只好平时种田，闲时上山做贼、下海做匪，混个温饱。所以闽浙总督是一个不饥不饱的位置。

四川尽管号称“天府之国”，可是做了领导，却不能只盯着盆地里的那块平原看，你还得考虑四周崇山峻岭里面的狡蛮叛夷，君不闻，古来素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传言？所以四川总督和闽浙总督是难兄难弟。

陕甘一带地瘠人穷，民风彪悍，加上回乱不止，在这里做总督，不是坐在休眠的火山上，就是坐在喷发的火山上，危险异常。但地位同样也很重要，康熙、雍正、乾隆、同治等历次平定西北叛乱，陕西都是最重要的支撑点，年羹尧、岳钟琪、刘统勋、杨遇春、林则徐、左宗棠等著名人物，都在这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岗位上呆过。

如果说陕甘总督一职除了风险还有机遇外，那么云贵总督就只有风险没有机遇。吴三桂起义，云贵总督甘文焜父子被围自杀；贵州杨龙喜起事，云贵总督罗绕典剿灭过程中，坠落山崖而死；云南回乱，云贵总督恒春自尽……所以它的地位最为低下，历来为总督之末。

干格格一时不高兴，便生生地把赵尔巽这个全国排名第三、第四的湖广总督，调换成排第五、第六的四川总督，搁谁身上能高兴得起来？虽说四川是赵氏的根据地，有不少同僚故旧，可这样被人挤兑，也多少无颜见江东父老。赵尔巽心里极为不爽，所以决定在临走之前恶心恶心陈夔龙，对孙元起的一应要求是大开方便之门，连狮子大开口的学校财政预算也在原则上同意了。反正有这个权利，即便陈夔龙心中有火，翻看账本，也只会把这笔仇记到不识抬举的孙元起头上，与他赵次珊有一毛钱干系？

提学使司用钱，自然不是总督一人说了算，还需要和布政使商议，并上报学部。既然总督都点头了，难道布政使李岷琛还敢说不？湖广总督、湖北布政使都同意了，学部又会否决呢？

尽管如此，孙元起也不敢丝毫马虎。俗话说得好：夹到碗里才是菜。只要这笔钱还放在总督府的账目上，陈夔龙来了就能翻脸；甚至这笔钱到了提学使司，陈夔龙要是祭起翻天印，厚着脸皮要，孙元起还能抗命不遵不成？

正月二十各衙门开始办公之后，孙元起就忙得脚不沾地：

首先是补齐衙门和各学堂的缺儿。

按照学部的规定，本省所属高等学堂以下，学堂的监督、堂长及教员等均由提学使聘用，受其节制、考核。啥时候调整都是名正言顺，为何现在急于一时呢？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团体。

明清以来，随着耕作技术的提高，番薯、玉米等高产农作物的推广，致使中国的人口突破传统阈值，在乾隆年间首次超过一亿，在清代中后期一度达到四亿。人口基数增长，使得读书人的数量也随之水涨船高，可是平均每年录取的举人、进士数并没有大幅度增加，传统架构下的官员数量也没有多少变化，所以失业的读书人大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