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在房屋的左边已收拾出数十亩的荒地，买了一具牛，日日躬耕于此。闲暇时，沉浸于书史中独自快活，自觉比做官要舒服得多，还能避免不少的荒唐事。

元丰四年下半年，黄州的天气极旱，米价飞涨。趁着这几天的一场雨，东坡就带着家人日夜开辟荒地，准备种些小麦。与邻里的农人一起劳作生活，虽然劳苦但非常感到高兴。

在给好友王巩的信中，东坡还告诉王巩，自己甚至想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

他还告诉王巩，受自己牵连的王诜驸马已被召唤京师。只是朝廷每月只给他生活费用一百贯，他的女儿时常哭诉，惹得皇帝也动起了恻隐之心。

彦正判官将一把古琴送给了苏东坡，东坡自觉自己素不解弹，就趁海印禅师纪公（纪老）前来黄州拜会自己的机会，让纪老的侍从快弹了几首曲子。

弹过之后，东坡觉得此琴的音质绝妙，是把可以传世的好琴。所以，为了表达对彦正判官的谢意，也为了博得世人一笑，遂作了一道偈子寄给了彦正：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首偈子，同时也是一首诗。近代有人认为它写出了哲理，有禅偈的机锋，似儿歌的天籁。而清代的纪昀在他的《纪评苏诗》中却认为，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

总之是褒贬不一。

但全诗简单明了，言简意赅，至少能够反映了宋代哲理诗的一些主要特点。

六月二十三，陈慥自岐亭来，这是小陈第二次来黄州拜访东坡，东坡遂将自己所作的《杂书琴事十首》赠给了他。

陈慥这次来，正好苏轼要去祭奠一下自己的老乡任伋（字师中），所以就带他与王齐愈、王齐万、潘丙、古耕道一起会于师中菴。

任伋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苏轼的老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相厚善，因此二人的关系也算是世交了。

特别有缘的是，当苏轼还在凤翔任上，任伋将去赴黄州通判任，当时的苏轼还作诗为其送行。

所以，不管是作为黄州的前任通判，还是眉山老乡，苏轼都要作文与作诗加以祭奠的，

上次送给苏轼天台玉版纸的淮南路转运副使李琮，与东坡一别半年。东坡听说他的夫人去世，本想去信安慰，但又想到没有合适的人去差遣，同时光是一封书信也未必能宽慰他，反而使他徒增一些凄楚与惆怅。

东坡本想缓一缓再去信，谁料李琮又给自己来了书信。东坡自觉愧疚，同时将王天常论西南边事的言论详细地告诉了李琮。正是这次回信，竟展示出了东坡先生不容忽视的军事才能。

苏东坡给李琮的回信中，系统阐明了对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的作战策略。

此时，任梓州路转运副使的李琮正在为如何平定西南战乱而头疼。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年前，泸州的少数民族首领乞第叛变。元丰四年春，朝廷出兵讨伐，屡遭挫败。

而年幼时曾随父亲平叛的王天常，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比较了解，在年初时曾向苏轼讲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格局和平乱策略，只是这位晚辈实在太没文化，很多军事思想缺乏系统梳理，经常词不达意，苏轼帮他整理思路，并形成了文字。

综合王天常的观点，苏轼认为，要想平乱，最重要的是两点：

一是必须要利用少数民族内部的矛盾，争取到当地其他部落的支持，尽量在当地招募士兵，避免从其他地区调兵长途奔袭。

二是避免长途转运粮草，而要用很长时间利用当地资源储备战略物资。按照苏轼的意思，可以先行休兵，以两年为限，派专人到当地以非官方的身份购买战略物资，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大减轻了运输成本。

这两点整合到一起，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可执行战略：先积粮于安溪寨，亦以诸夷为先锋，以嘉、戎、泸、渝四州召募人继之，可以一举而荡灭也。

翻译成直白的一句话就是：找个地方屯粮，再招募当地士兵作战。

可以看出，东坡先生的战略逻辑非常明确，那就是尽一切可能避免长途作战，宜以近兵战之。

苏东坡此信寄出后，史料没有记载李琮采纳与否，但北宋在酝酿了几个月后，才再次发动西南讨夷平乱战争，宋军中有大量少数民族士兵，这与苏东坡信中观点不谋而合。

李廌（字方叔）给东坡写来了信，信中对于老师极度的关切，这让东坡先生大为感动。对这位被誉为有“万人敌”之才的华州（今陕西华县）后生，东坡自然是另眼看待的。

这年的夏季十倍于往年的溽热，东坡先生在黄州这种上晒下蒸的环境里，难受的只剩下喘气而已。他回信说，首先对李廌的那种闭门著书、与人唱和的日子表示羡慕。然后就是劝李廌备战秋试，并鼓励他一定能高中前三名。

还有就是，东坡先生向李廌引荐他的侄婿王适，说王适目前在彭城集结准备进京考试，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在考场上见到他，到时候你们俩可以多谈谈。

七月三日，朝廷下旨，苏轼先前担任徐州知州期间，没能觉察刁民李铎、郭进等人等人谋反之事，以后不再追究。——原因是，苏轼派出的程棐已经将两位谋反者抓捕归案了。

此时的东坡先生，已经是处于被贬斥后的“惊弓之鸟”，依然时时在哀怜之列。

在给朝廷上书的谢表中，东坡说，自己如今已是“无官可削，抚己知危”。据说，神宗皇帝读到此处时，竟忍不住笑道，（他）畏吃棒耶！

神宗皇帝对于苏轼的所谓罪行，其实是非常宽宥的。

自从苏轼获罪被贬黄州以来，神宗皇帝“每怜之”，一日上朝，对执政说，国史大事，朕有意俾苏轼成之。

执政面有难色，神宗只好道，非轼则用曾巩。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

其后，曾巩果然不负圣意，为朝廷修著国史。

上过谢表，王彭（字大年）的儿子王谠（字正夫）派人来报父丧。

说起这个王大年，那是嘉祐末年，苏轼还在凤翔府担任幕职，太原人王大年监管着府中的军队。苏轼与王大年是邻居，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当时的知府陈公弼对待下属很是严厉，僚属们都不敢正视他，惟独王大年对他不卑不亢，陈公弼也很尊重于他。

后来听说，王大年是宁武军节度使王全斌的曾孙，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凯的儿子。此人不仅作战勇敢，学识也十分渊博。当初，苏轼喜欢读一些佛家之书，但是有很多不解之处，还是王大年来为他一一解读的。

所以，苏轼说过他后来常读佛学的书籍，正是受王大年的影响。

就是这种关系，东坡先生在接到小王的报丧之后，专门去了信表示安慰。

揭阳人吴复古（字子野）派人送来书信，自从苏轼于他在济南一别，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老吴还给苏轼寄过珍贵的建茶和海鱼。

东坡告诉老朋友，如今自己已到黄州一年半了，就住在江边。对岸就是武昌的各个山峰，自己经常乘小舟独自到那里去。如果老吴你何时北上，若能绕上一段路程，我们就可以相见了。

这年夏天，黄州极度暑热，眼看要立秋了，暑热七八十天仍不退。

就在东坡先生心中念到不会再有凉爽的时候时，忽有一天凄雨大作，他只得穿上了夹衣。忽然之间，东坡想着今年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就想起了陶渊明的诗句：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于是，就将此刻的心情书在了陶渊明的诗句之后。

中秋节到了，东坡与客人们相聚与江亭饮酒，醉得厉害。正好此前郑元舆（君乘）拿出一轴纸想让东坡写几幅书法作品，老郑说他有一个叫孟阳的老朋友酷爱东坡先生的书法，同时还把孟阳的手迹呈给东坡看，东坡见此人也是善于用笔之人。

于是，东坡乘醉酒给写了几幅。结果第二天酒醒，一看才知道，老郑拿过来的竟然是一轴极为珍贵的绢纸。

蕲水县知县李婴也在中秋节时候来到黄州，东坡先生带他游览了武昌的西山，他将自己所作的《满江红》呈给了苏轼看，苏轼甚为喜欢。

东坡在如今的处境中，常常与陶渊明作比。陶彭泽晚岁躬耕，每以诗自解，意其中未能平也。而东坡先生流寓黄州二年，适值艰岁，往往乏食，无田可耕，盖欲为彭泽而不可得也！

既然不可得，东坡只有找来陶渊明的诗集，书写了两首陶诗聊以自慰。

接着，他还赋了《水龙吟》以抒怀，此时的东坡正处于四十不惑的年纪，“永昼端居，寸阴虚度，了成何事”，几十年人生虚度，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没有取得理想的功名，反倒仕途之路越走越窄何等令人伤悲。

苏东坡此时的内心世界非常复杂，他一方面觉得江南风光确实很美，但是可惜自己四十不惑的年纪，依然没有取得任何的功名。另外一方面，他从当前所处的环境，想到了昔日在京城的陶醉，两相对比，不免凄凉。

中秋之后，很快就了重阳节。

这天，苏东坡陪着黄州知州徐君猷与客人会于栖霞楼（又叫涵辉楼），并当场赋了《南乡子》。“宾州在何处，为子上栖霞。”这座栖霞楼为闾丘太守孝终公守黄时所建造，一时竟成郡中之绝胜。

此时的东坡，脑海里浮现的是“重九日，登栖霞楼，望君凄然，歌《千秋岁》。满座识与不识，皆怀君。”这里所谓的“君”，指的是远在宾州的王巩。

宋时的宾州，今属于广西柳州，因宾江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