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挚友王巩,如今正在赶往自己的流放之地宾州(今广西宾阳县)的途中,这是件令苏轼最为歉疚之事。 苏轼知道,宾州古城,虽然是宾阳境域州、郡、县治地所在地,是宾阳建制伊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岭南的重要商埠。但是,也必定有南方特有的热蒸的瘴气,这是一位久居京师的北方人难以适应的地方。 因此,苏轼只有写信除了向老朋友王巩表达自己深深地歉意之外,还向王巩推荐了弟弟苏子由夜晚在肚脐与腹部进行气功的养生方法。如今的子由面色晴朗和润,目光炯炯有神大概就得益于此。 另外,苏轼还告诫王巩还要戒色并稍加节俭,在灾难中宜节俭并降低生活标准,以示自贬,这也是消灾得福的一个妙法。 元丰三年八月上旬,辩才、参寥两位道人自杭州过来看望苏轼时,将秦观游览杭州时所作的《题名记》带给了苏轼。 苏轼郑重地在秦观的《题名记》上作了跋文,在题跋中苏轼提到了他与长子苏迈泛舟赤壁之下的事情。 八月十二日,苏轼的乳母任氏病亡,这使得苏轼极为悲伤。 在苏轼的一生中,这位名字载入史册的乳母任采莲是位重要的人物,这也是任氏随苏轼宦海一生、辗转千里的终点。 中秋节时,苏辙次苏轼韵作了诗作,寄给了哥哥。 这些日子,苏辙由于病酒而肺疾复发,“寸田可治生,谁劝耕黄糯。(新法方田谓上腴为黄糯。)探怀得真药,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积,渐作樱珠大。隔墙闻三咽,隐隐如转磨。自兹失故疾,阳唱阴辄和。”作为兄长,苏轼告之以详尽的修养练气之法。 闽人柳真齢(字安期),家藏有一铁拄杖,材质好像是楖栗木,牙节宛转天成,中空有簧,动辄微响。 老柳将此杖赠给了苏轼,并说该杖相传原为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开国国君、威武军节度使王潮的弟弟、“开闽三王”之一王审知(字信通,号详卿,号白马三郎)赠给钱鏐的礼物,后钱鏐转赠给了一位僧人,最后被自己偶然间得到的。 苏轼收到老柳转赠的铁拄杖后,自然是爱不释手,还专门作诗并序详细介绍了这件事情。 黄州州守为陈轼(字君式)将要离任,刚开始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人皆畏避,独陈君式愿与苏轼交往,且时刻与之忧患共担。 苏轼到黄州之后,因苏轼是犯官,不能住在官舍,还是在陈轼的安排之下,暂时寓居在黄州定慧院,随着僧人们一同饮食起居的。 现在,老陈要罢任黄州太守了,苏轼自然要与之好好地道一下别。于是,苏轼将汉代李陵赠苏武的诗作书写了一遍,赠给了这位顶头上司兼老朋友。 陈轼走后,由闽人徐大受以朝散郎接任,郓人孟震为倅。 这位徐大受,字君猷,东海建安(今福建南平建瓯)人,宋神宗熙宁进士,翰林学士,出身官宦世家,祖上皆为奉公守法的“循吏”。 徐君猷主政黄州期间,尽管苏轼身为犯官,但他不仅没有对苏轼另眼相看,反而因仰慕苏轼的才华,“相待如骨rou”,与苏轼亲密无间,感情至深。 在与苏轼相处的三年当中,徐君猷不像一位对苏轼负有监管责任的上司,倒像是一位热情待客的主人,每到节日的时候,他都要拎上酒陪苏轼一起过节。 轼在给友人徐得之的信中说道:(余)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rou。 苏轼在黄州生活的四年多时间里,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就有三位“君太守”——陈君式、徐君猷、杨君素。这三位“君太守”,慰藉、温暖了苏轼的黄州岁月,使他由最初的惶恐纠结,逐渐变得豁达快乐,由意气风发的苏轼转变为达观自适。 纵观北宋官场的政治生态,宫廷里斗争激烈、尔虞我诈,地方上则山高皇帝远,相对心安、与世无争。宋神宗有意宽释苏轼,陈君式、徐君猷、杨君素自然心领神会。苏轼在《到黄州谢表》中,一再表示谢罪效忠,改过自新,再回朝廷,认罪态度好。三位“君太守”敬佩苏轼的人品,爱惜苏轼的才华,对苏轼格外善待与厚爱,特别是徐君猷,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了苏轼更多的关照,使苏轼产生浴火重生的勇气和力量;黄州的好山好水、好人好物和躬耕劳作的生活,也医治了苏轼心灵的创伤。正因为如此,苏轼的谪居生活苦中有乐,黄州岁月变得色彩斑斓,所作的诗词,代表了北宋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 这是后话。 成都胜相院寺僧惟简打发其孙子悟清来到黄州,来向苏轼求撰《经藏记》。 起初苏轼本想暂时封笔,不想再因文字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但禁不住惟简的来书叮咛,宝月大师惟简此前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外加悟清的日夜缠磨,只得为之作了一篇记文。 关于这次为胜相院作文的事,还有着一段典故: “舒王”王安石闲居钟山之时,有客人自黄州来。王安石问,苏轼近日有何妙语啊? 客人答道,苏轼现在住在临皋亭,有一天醉梦而起,作了《成都胜相三经记》千余言,点定才一两字,正好现在还有墨本留在船中。 王安石就遣人健步前往,转眼取回。 此时,正好是月出东南,林影在地。王安石将墨本展读于风檐之下,只见他喜上眉梢地说,子瞻人中龙也!——只是有一字未稳。 客人道,愿闻其详。 王安石说,日胜日负,不若说: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耳! 后来苏轼听说了此事之后,拊掌大笑,遂以王安石为知音。 闲暇时间,苏轼在临皋亭里读了《战国策》,他认为商君之法,不过是让民众干好农业,勇于参加公战而怯于私斗,以至于食足兵强,以成帝业。 但是老百姓都只是见到了统治者的刑罚而见不到他们的德行,以致都争先恐后地去追求利益而忽略了仁义,所以商鞅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 苏轼读到了一则唐人李肇著述的《国史补》中杜羔的事迹: 杜羔品行极佳,他父亲官做到河北的一名县尉就去世了,其母并非正房,经过战乱也不知流落何处。恰逢他的堂兄兼做泽潞判官,一次在私宅中断案,恰逢有一老妇出庭作证,见到杜羔其人竟对旁人说,这位少年神似我的丈夫。经详细询问,原来正是杜羔之母,至此杜羔便将其母迎回家中奉养。 杜羔按母亲的意愿又去寻求先人的坟墓,但故乡的老人均已下世,无法寻找到坟墓的位置。杜羔就住在佛寺中,日夜伤心地哭泣,忽然有一天见柱子上有一行模糊的小字,擦去灰尘后,判断正是父亲的手迹。父亲留言道,我的后人如果想找到我的墓地,就应去某一人家去问询。杜羔哭着前往,果然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道出了杜父坟墓的确切位置,因此杜父才得以归葬故里。 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品德,杜羔后来官至工部尚书致仕。 苏轼感叹杜羔的事迹与朱寿昌极为相似,于是就将这件事记下来,送给了时任武昌太守的朱寿昌。 八月二十七日,得知文彦博被封为太尉,从而被授以兵权,苏轼上了贺启。 文彦博这种历仕四朝,出将入相的老臣,在苏轼的心中既是长者,又是知己。在贺启里,苏轼发自内心地为他祝贺,把他年轻时比作张良,二十来岁时遇到了汉高祖。把他的晚年比作是尚父吕望(姜子牙),头发白了又来辅佐周武王。 次日,又得知吕公著被授为枢密副使,在枢密院专门掌管军事大权,苏轼又上了贺启。在贺启中歉疚自己虽然最先侍奉于先生的门下,却无缘前去祝贺。 这几天,苏轼正在武昌的传舍接待湖北提点刑狱章楶(音杰)(字质夫),忽然庞安时来信招苏轼赴宴。苏轼只得给老庞回信解释说,自己近来正在吃斋素食,况且有朋友在自己这里,所以难以前往,还望宽限谅解。 庞安时这个人,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被誉为“北宋医王”。 庞安时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撰成《伤寒总病论》六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 庞安时兼收并蓄,颇有心得,而尤精于《伤寒论》,以善治伤寒名闻当世,苏轼曾赞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遗旨”,时人有“庞安时能与伤寒说话”之称。 苏轼在黄州初期还收到过老同事毕仲游的来信。 在京师工作时,对于苏轼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宰相毕士安的曾孙、时任任集贤校理的郑州管城人毕仲游(字公叔)对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还曾给苏轼写下了许多规劝的诤言。 如今的苏轼自称已是老眼昏花、窘困潦倒,对于这位曾规劝过自己老朋友的来信,自然是既愧疚又感到温暖。在给毕仲游的回信中,苏轼与之畅谈了佛学既佛理。因为,此时的苏轼正处于自渡与悔过的阶段,对于其他的话题暂时没有过多的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