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的苏轼,刚从徐州调到湖州担任知州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是以诗文自娱自乐,过着无比逍遥快活的日子。 元丰二年七月初七,湖州任上的苏轼,正在阳光下翻晒家藏的书画。 突然,大表哥文与可的筼筜谷偃竹图一下子掉了出来,自当年正月二十,表哥在陈州病逝后,关于他的音信第一次浮现在苏轼的面前。见到这幅竹图,苏轼不由地失声痛哭起来。 回忆起与大表哥的一切过往经历,苏轼静坐下来,专门作了一篇《文与可筼筜谷偃竹记》,以此来祭奠表哥的亡魂。 二十七日,程棐派人到湖州告诉苏轼,说已经捕获了妖贼郭先生等人。苏轼查阅了徐州孔目官以下捕获妖贼的报告,诚如程菲所言。这个程棐,本是徐州的小民,家富、有胆气,为了搭救被官司牵连的弟弟程岳,情愿为官府效力,自己冒死抓捕要犯,来替弟弟赎罪。 启用程棐,这本是苏轼首肯的事情,如今程棐已经完成了使命。苏轼想上报朝廷,阐明程棐之弟只是与李逢有往来,并没有做过坏事,想请求朝廷赦免于他。没想到,苏轼写好的公文尚未发走,自己就被逮捕下狱了。 这是后话。 只说苏轼在湖州时,生活中是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他曾与当地僧人仲渊交往,还题过颜真卿的《放生池碑》,修筑了岘山前面的苏湾之堤坝,后世称之为“苏堤”。 杨绘(字元素)作诗回忆了“六客会”的往事,那是苏轼被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离京赴杭途中,再次路过湖州时,湖州有五个崇拜苏轼的年轻人:曹辅、刘季孙、苏坚、张弼、张仲谋,有人与苏轼是世交,有人即将成为苏轼的下属,五人相约一起宴请苏轼的往事。 杨绘将自己的感情化成了一首诗作,寄给了苏轼。苏轼此时的心情十分方达,常到湖州城外游览各处的风光。 晁端彦(字美叔)这一时期曾劝诫过苏轼,要他在官场内外都要谨言慎行,免得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老晁知道苏轼素来不喜欢忍事,怕他言有所失。可苏轼却说,自己遇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还对老晁说,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 晁端彦闻此言,也只好默然而作罢。 我们知道,北宋神宗皇帝继位后,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启用王安石主持变法。但是,新法的推行,遭到了墨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两宫太后和司马光等大臣的反对,新旧党争的出现埋下了北宋灭亡的种子。 苏轼既不属于新党,也没有完全倒向旧党,他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地方官的时候,发现了新法中青苗法的弊病,不断上书朝廷痛陈利害,由此与新党人士产生了嫌隙。熙宁九年,王安石心力交瘁,辞相出朝,宋神宗走到了变法的台前。 与王安石的高风亮节不同,此时的新党大员多为政治投机的jian邪之辈,而苏轼又口无遮拦,一场针对他的文字狱正在悄然酝酿。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新官上任,作为例行公事,要上奏朝廷谢恩。在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有这么一句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早就对苏轼不满的新党人士如获至宝,他们借题发挥,弹劾苏轼不仅攻击朝廷,反对新法,更是对皇帝大不敬。 宋神宗推行新法本就不顺,听了之后大为恼火,下诏让御史台拿办苏轼。李定时任御史中丞,苏轼曾经写诗讽刺他“不孝”,这次落到自己手里,决心狠狠地把苏轼修理一通,甚至动了杀心。有一个叫皇甫遵的太常博士,嗅觉异常灵敏,他认为这是个升官发财的难得机会,据说是毛遂自荐前去湖州拿捕苏轼的。 宋朝著名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和苏轼是好朋友,他不仅出资为苏轼刊印了诗集《钱塘集》,而且在皇甫遵一行到达前,义无反顾地向苏轼的弟弟苏辙通报了消息,要苏辙急速派人去湖州通知苏轼,好让他做些应对准备。 苏辙救兄心切,立即派信使赶往湖州通知苏轼,要他焚毁一切有可能产生麻烦的文字,争取落个宽大处理。 苏辙派出的信使和朝廷派出的公差分别快马加鞭赶往湖州,从而拉开了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之一“乌台诗案”的帷幕。 当时,朝廷派出的公差是太常博士皇甫遵,又名皇甫僎,同行的是他的儿子和御史台的两名官吏。 他们四人快马加鞭往湖州赶,沿途可以使用驿站提供的交通工具,所以速度非常之快。而苏辙派出的信使始终只能骑一匹马,中途必须停下来休息和喂马,因此再怎么日夜兼程也赶不上公差的脚步,两者的距离就这样越拉越远。 就在这时,皇甫遵的儿子由于不适应千里奔波之苦,中途患病,不得不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停下来休息,因而耽误了大半天时间。正是这宝贵的大半天使得苏辙的信使超越了他们,争得了主动,于七月二十八日早晨先于皇甫遵一行赶到湖州城。 七月二十八日,一切来的都是那么快,就在苏轼刚刚在湖州府衙后堂与祖无颇完成交接工作的时候,朝廷派来的以太常博士皇甫遵为首的人马已经到了。 苏轼当即将公事交给湖州通判暂行代理,自己则告假回家。当几个时辰之后,皇甫遵一行来到湖州时,那些该处理的文字早已被处理得一干二净。所以后来给苏轼定罪的诗词多半是他以前在杭州任通判期间写的,近几年的诗作则很少被作为罪证,而他的罪名也因此轻了很多。 御史台的官吏们本想置苏轼于死地,哪料想半路杀出一个王诜来,事先向苏轼通报了消息,让他早做了应对准备,否则苏轼的结局真的难以预料。只可惜了那些被苏轼处理掉的诗文,后人再也无缘欣赏了,这个损失自然是无法估量的。 王诜虽然最终仍以徇私泄露朝廷机密的罪名被降职了,不过他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毕竟官场升迁无常态,而二人之间的友情却是无价的。 我们苏大学士后来的作品中处处流露出达观的人生态度,然而那时的他显然还不是那么超脱。 当皇甫遵横冲直撞地抵达湖州州府时,他身着官袍,手拿笏板,身旁是两个如狼似虎的差役,把目光恶狠狠地向四周射去。苏轼见到这种阵势,虽然有所准备,但也被吓呆了。 他不敢贸然出门相见,于是找暂时代理知州的祖无颇商量。 苏轼心想自己是戴罪之身,总不能还穿官服吧。祖无颇故作镇定地说,既然朝廷还没有宣布你的罪名,就应该着官服去迎接。 于是,苏轼只得穿戴整齐、战战兢兢地走到皇甫遵面前,身后是祖无颇和一众属官。 为了营造恐怖气氛,皇甫僎故意板着脸不说话,吓得周围人心惶惶。 等到衙门里的人都到齐后,皇甫大人这才慢悠悠的命人打开公文。 困厄之中,苏轼首先说,罪臣批评新法惹恼朝廷,今天一定会被赐死。我罪有应得,请给点时间让我与家人诀别。 这时候,皇甫遵才肯开口说话:没那么严重,还不至于处死你。 此时,祖无颇大着胆子走上前说,太常博士此行,一定带着朝廷公文吧。 皇甫遵斜着眼睛喝道,你是谁? 祖无颇说,本人暂时代理州事。 皇甫遵这才哼了一声,把御史台公文扔在祖无颇面前。原来这是一份普通公文,说是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着人立刻传唤进京。 苏轼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一半到地上。 当祖无颇看完了御史台发的逮捕文书之后,皇甫遵立即命令士兵将苏轼捆绑起来。 这种如此粗鲁的行为,完全就是对待一个重大囚犯的架式,湖州当地的一把手一夜之间就沦为了阶下囚。 将别前,苏轼只得与妻子含泪诀别,留一封书信给弟弟苏辙,详细交代了后事。 送行的湖州百姓都泪如雨下,陈师锡出面为苏轼饯行,王适、王遹兄弟将恩师送出郊外。仓促间,苏轼只得挥别法言禅师。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的一家老小只好乘船去投奔弟弟苏辙,而他的儿子苏迈则坚持要跟随父亲的囚车前往京城,设法营救父亲。 眼看着押解父亲的队伍上了船,准备走水路,但苏迈没有办法跟着上船,他只好从岸上跟着。 就在这个时候,御史台又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彻底搜查苏轼的家里,重点就是寻找苏轼曾经写过的诗词,或者他跟朋友之间的来往信件。 但是,皇甫遵好不容易得了这个差使,一定要把长官的意志做到底。他不给苏轼任何时间,严厉催着他上路,两个虎狼差役绑起苏轼就走,眨眼间连拉带拽出城登船,就像驱赶鸡狗一样。 仓促之中,苏轼被皇甫遵拉上船,感觉自己即将遭遇不测,为了不连累他人,在过扬子江时,他想过趁着月色投水自杀,但被吏卒强行又拉了回来。可是,当苏轼转念想到弟弟苏辙时,又决心要活下去。 船到扬州,听说州守鲜于侁前来相送,因监守不许而未能谋面。 落难之际,苏轼又好多的故交都争相与之划清界限,而鲜于侁与苏轼相知已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有人劝鲜于大人说,赶紧把您与苏轼交往的书信都烧了吧,此物不可久留,以免因此而获罪矣。 鲜于侁道,欺君负友之事,我向来不屑为之。若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 路过平山堂下时,隔墙还能清楚地看见杜介居住的竹屋纸窗丝毫没变。 彼时,在苏轼的脑海里浮现的是,已经退休的老杜仍然戴着黄帽穿着草鞋,在自己草房间的棋局里怡然自乐。而反观自己,正被朝廷羁押,生死未卜,只能是喟然长叹! 到了宿州,御史又下达命令,遣吏发卒,开始围船搜取苏轼身边的一切文书。船上的一种老幼家小都被吓得半死。 待吏卒散去后,平时贤良端庄的王氏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她甚至恚骂道,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恐怖我如此! 气愤中的王氏,遂将身边凡有文字的纸张悉数尽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