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相传，包公在端州为官的时候。有一次奉诏回京时坐船途经羚羊峡口，骤被狂风恶浪困阻。包公心思为官清正，为何离去之时江河不平，查问原因，原来是随从收了当地人临别送赠的一方端砚。包公便把此方端砚抛下江中，江水立刻就风平浪静。后来那方端砚竟化成沙洲，称为“砚洲”。故此，民间流传着“包公掷砚成洲”的典故。
包拯在朝廷做谏官时，对朝政发表许多意见，让皇帝在许多重大的决策中避免了严重的失误。包拯对于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曾做过十六字的总结：“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皇祐二年九月，大涝之后天气放晴，仁宗皇帝认定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举行祭祀天地的盛大庆祝外，还下诏大赦天下罪犯，给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这就是所谓“覃恩”。包拯对此提出异议，对仁宗说：“罪犯服刑，那是对他们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给予的惩罚，怎么可以因为洪水退去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呢？至于官员晋升，更是要考核他们的政绩。假如这样马马虎虎地随便升迁，对那些确有政绩的官员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这样的话，以后谁还会勤勉地为朝廷出力呢？”态度坚决的反对“覃恩”。
当时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美人的伯父，没有什么才干，却凭借张美人的关系，官运亨通。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是，仁宗不但不理会他的谏议，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继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
还有一个“三司使”叫张方平，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有一次，东京城一个名叫刘保衡的商人，开了一间酒坊，经营不善，欠下官府的小麦，折合现钱一百多万贯，他一时拿不出，张方平下令刘保衡变卖家产抵偿欠债，同时，又趁人之危，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刘保衡的家产。包拯获悉之后，大为震怒，认为张方平作为朝廷命官，却利用职权，巧取豪夺，罪不容恕，于是上书皇帝，参了张方平一本。张方平因此被罢了官。
宋祁是当时有名诗人，但是文人无行。他在四川当官时，生活奢糜。每顿饭，必须不少于三十六味菜，其中有十二味荤菜，十二味素菜和十二味半荤半素的菜。他还养着三十二名侍女，分别为他摇扇、捶背、敲脚。在他下榻的床边，每夜都有一名丫环通宵守候，照顾他的随时需要。宋祁又十分好色，稍有姿色的良家少女一旦被他看上，他必定千方百计地将她纳为小妾。他道德败坏，丑闻很多，却屡屡受到朝廷的重用。包拯对此非常不满，多次向皇帝上书，对宋祁的丑行大加抨击，终于罢了宋祁的官。
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一万多斤，在宋代是一项很严重的罪行。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要严判张可久。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这种罪行不能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必须重判。在他的建议下，张可久受到严厉惩罚，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
包拯还力参任弁，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利用职权，公器私用，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有的，为他织造驼毛缎匹；有的，为他做各种私人杂务。他的罪行被揭发时，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御笔一挥，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王逵是出名的酷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是他受到朝廷宠信，官运亨通，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陈利害，甚至无意之间把唾沫喷到了皇帝的脸上。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王逵终于被罢免了。
在对待契丹的问题上他曾建议皇帝：“国家每年给契丹纳币来求和，这不是抵挡敌人的办法，而应当训练一个强大的军队，选任有谋略的将领，致力加强边境防务。”一次，他出使契丹。契丹授意接待官员，问包拯：“你们在雄州城新近开辟了便门，是打算引诱我们的叛人，用来刺探我们的边防情报吗？”包拯回答说：“你们在涿州不是也开了便门，刺探边情为什么一定要用开便门的办法呢？”这位官员无言以对。
包拯在朝治事刚强坚定，那些贵戚、宦官因而有所收敛，一听见他都十分害怕。人们把包拯的笑脸比作黄河变清那样难得见到，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京城的人流传一句话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日的规定，凡是来衙门诉讼的人，进门后不能够直行到大堂阶下。包拯改变陈规，打开府中正门，使他们得以直接到堂前陈述是非，从而使胥吏不敢欺负他们。宦官和豪门贵族为自己修建园榭，侵占了惠民河边的土地，因此使河道阻塞不通。恰好京城发了一次大水，包拯便下令将那些楼台亭阁全部拆掉。有人手持地契去找包拯，说地契上就是这样写的。包拯审核地契后，发现地契已被涂改，增加了步数，于是他将此事上报仁宗，使那人受到了制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