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不是周末，杨司乐得上学，得准备期末考核，施年对他来上海给自己过生日并不抱什么期望。

十七岁和已经过去的十六岁没有任何区别，他依旧健忘，依旧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依旧开不了口向杨司乐认错。这种生日，不过也罢。

可到了19日下午，他心里还是难安，跟压了块石头一样，隔几分钟就想看看微信、刷刷朋友圈，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

付宜做好晚饭出来，见他又对着手机出神，便笑话他：“在等洋洋的生日祝福？你都把人家忘了，人家凭什么要记得你的生日？”

“我没……”施年脸色微变，不自然地改口道，“我没在等他。”

“那别盯着洋洋的微信头像一直看了。”付宜放下两副碗筷，“来吃饭，吃完饭吃药，吃完药做记忆训练，做完训练早点睡觉。”

施年喉间噎着心事，味同嚼蜡，象征性地吃了半碗饭就离了桌：“妈，我去练会儿琴。”

付宜嗤了一声，打击他：“你练得进去才怪。”

果不其然，两个多月没碰大提琴，手生得可怕。施年本意是想拉琴静心，结果越拉人越浮躁，识谱的时候不是跳多了一行就是看漏了符号，好好一首练习曲被他拉得磕磕绊绊。

正常情况下，他是决计不会犯这种低级失误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连弦都按不稳，滑音刺耳难听，跟杀猪一样。

他握着琴弓揉了揉胸口，始终没找到心慌的源头。

付宜洗了碗过来敲门，提醒他该吃药了，他宽慰自己，吃了药应该会好一些。结果吃完药，他的右眼皮又开始狂跳。

“妈，右眼跳是好事还是坏事？”施年莫名有点害怕。

付宜泡了一壶果茶，正打算举杯品一口：“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怎么，你右眼跳？”

施年坐立不安，如芒在背：“嗯……是不是要出事了？”

“说是这么说，实际上哪儿有那么玄。”话音刚落，付宜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就响起了铃声。

来电显示：岑婉萍。

施年瞥到这个名字，心慌指数顿时飙升了一万倍：“岑阿姨为什么突然给你打电话……”

明天是施年的生日，付宜猜想她应该是打电话来问候施年的，是故还优哉游哉地揶揄了他一句：“嚯哟，你居然记得住你岑阿姨的名字？”

施年没有答话，只一脸紧张地注视着付宜的表情。

付宜接起电话，先是嘴角上扬地问了声好，然后这个笑容维持了不到三秒，就如闪电般迅速消失。

倏忽间，她开启了一阵诡异的沉默，客厅里鸦雀无声。片刻后，她匆忙放下没来得及喝的果茶，腾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皱着眉头快步往房间的方向走。

“钱我有，如果不够，我再想别的办法。”

一下午的心慌仿佛落到了实处，施年已经有了预感，眼巴巴地跟在她身后，弱声问：“妈，怎么了……”

付宜用肩膀夹着手机，低头从手提包里翻出钱包检查证件和银行卡，安抚电话那头的岑婉萍：“婉萍，你先别急着往这儿赶，哪怕你飞过来也是凌晨了，不安全。我先去医院了解一下情况，等见到了洋洋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好吗？”

宛如平地一声惊雷，施年听她提及杨司乐，霎时三魂去了七魄，脑子里轰的一声燃起遮天大火，烧得他只剩下最坏的那种想象。

“杨司乐在上海的医院？他怎么会进医院？到底怎么回事！”他心慌意乱地拽着付宜的袖子就不撒手，以此吸引她的注意力，逼迫她回答自己的问题。

付宜结束了通话，正忙着用手机银行查银行卡余额，不耐烦地抬起胳膊甩开他的手，用食指点了点他的脸：“等我从医院回来再跟你算账！”

施年难以置信地张着嘴，整个人像垮塌了一样，直直地跌坐在床尾。

付宜换好外套，挎上包便要离开：“你给我在家好好呆着，睡前记得检查门窗和燃气灶，听到了没有？”

施年闻言突然从床上站了起来，亦步亦趋地跟随她来到玄关穿鞋：“我也要去……我要去看他。”

付宜见他上身只穿着一件针织毛衣，使劲儿在他背上抽了一巴掌：“要去就赶快回房穿外套啊，净知道添乱！”

“哦，外套。”施年一阵风似地跑进房间里拿外套，又一阵风似地跑回来。

“手机呢，揣了没？”

“哦，手机，手机……”他转而去沙发上翻找手机。

付宜推开门，叹了口气：“施年，你长点儿心行不行。”

施年低着头，无声反驳道：他不是没有心，只是他的心都在杨司乐那儿了，再也长不出第二颗来。

路上付宜把从岑婉萍那里得知的来龙去脉说给他听，从杨司乐为了自己挣车票钱，日夜颠倒地同时做两份兼职开始，一直说到他为了赶上二十号这个日子，顶着高烧忍受十二个半小时的颠簸，下车后却意外掉进铁轨，摔得浑身是伤，被工作人员紧急送进了医院。

施年默不作声，呼吸几乎快被深刻的愧疚掐灭了。

怪不得短短两个月内，他就瘦了那么多；怪不得每回他来，都睡得那么不安稳，老是出虚汗；怪不得……怪不得他上次那么生气。

原来杨司乐为了能每周来上海见他一面，做了很多很多，原本不需要做的事。

每一次他半夜悄悄溜进客厅，蹲在沙发前偷看杨司乐，都既羡慕他又讨厌他。羡慕他没有烦恼，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讨厌他没有自己这样酸涩的心事，不用在青春期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