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戎是一个多职位的总称,细分了是元帅、执政、中军将和正卿大夫。
更深度的解读,元帅能有名有份地征调全国的兵力,制定和策划对外进行战争,并拥有全国军队的指挥权;执政则是有权规划、制定、调用国有产业、资产,还能对众贵族下达某种指标,也就是所谓的总理大臣;中军将的职位注定还有一支直属军团,不过这个跟家族职权其实重复了,强调的是纳赋额度分配;正卿大夫是爵位。
如果是在正式的场合,介绍吕武的前缀会非常长,除了国家的公职之外,还需要将拥有的封地带上,例如阴地、吕地、杨地……等等之主的一大串。
若是在过分讲究逼格的西方,信不信见面光是互相进行介绍,念吕武的前缀就要花上个一两分钟?
因为制度和习俗的制约,姓只有周天子那边能在特别的场合加在前缀之上,其余的人其实是没资格在某些场合用的。
所以了,史书对春秋历史人物的记载,对于各个诸侯国的国君姓什么会进行记载,正式的场合则不会去强调。
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史官在记录今年(公元前564年)的战争,方式会是:晋于秋讨齐,分兵四路进击;晋正卿武败齐环于‘临淄’,齐丧师,环败奔复返。
那个“齐环”说的就是齐君吕环。
而这位老顽童进去宫城之后就没有消息传出来,倒是之前躲进去的公子光重新活跃了起来。
没有疑问的是齐国败了,哪怕是统率齐国主力的崔杼还没有消息传来,其余各处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仅是都城“临淄”被占领就算齐国败了。
这种战败不是简单的多少军队被歼灭,又或是哪些产业链遭到破坏,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
欧罗巴的很多战争,一旦首都遭到占领,哪怕该国还有大片的疆域没有沦陷,简单因为全国的绝大多数物资和重工业全部集中在首都,他们就再也无法将战争打下去,只能承认战争已经失败。其实这个也是政治失败的一部分,稍微有差别的地方在于是真心没能力继续打下去。
“君上私调下军南下,元戎不可听之任之。”士匄不是在对吕武施加压力,规则就是那么一回事。
晋国的国君当然有权下达命令,没有得到元戎认可并在文书上盖印,缺少了这一道程序的现实下,国君的命令属于可听可不听,认真追究起来还是“矫诏”的一种。
制度和礼仪规范是用来干么的?其实就是用来制约上位者,没有被破坏干净之前对谁都一样。
其余诸侯的执政权利没有那么大,国君能随时随地又合情合理地发布命令。晋国跟其余诸侯国不一样,元戎与国君的权利实际上是对半开,算是谁都缺不了谁,要不命令是真的也会变成假的。
士匄补了一句,说道:“中行吴、解朔无能!”
不,其实应该说他俩没有下决心或胆子不够大,没跟国君扛到底。
当然也要视新军的实际情况来论。
如果新军的情况真的很危急,中行吴和解朔听从国君的命令算是事急从权,属于救了新军没功劳,破坏吕武制定攻齐战略则是有罪。
怎么处理中行吴和解朔,要看的是事后国君与吕武的博弈。
吕武听出士匄是在嫌弃自己挑小弟的眼光。
无论到底应不应该去救新军,变成了一个立场问题,不是一种简单的需要。
直白一点就是:好家伙,你刚当上元戎,收的小弟就敢无视你的命令,老大怎么当的?
所以,吕武不但要回应国君的这一次较量,还要认真且严肃地处置中行吴和解朔,要不权威必然遭到打击,并且也会令人觉得控制不住场面。
吕武说道:“我自有数。”
哪有什么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