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受到佛教心性自明自足思想的深刻启发，赋予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崭新的意义，他认为普遍深藏于民智中的阿q式思维，就是一种宝贵的心智机巧，被他大胆用来编入收发自如的心性结构中，丰富了心性结构思想，也使他提出的心法更加接近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

在吴为的视野中，从心性收发自如的视角再去观察阿q式的思维方式，处处闪现出处理收心实现心安的高度智慧，使他更加深入的理解了国人平和的性格，知道发心更懂得如何收心，善于处理收心难题实现心安。

阿q有一种精神胜利法，与别人动口、动手，总是吃亏的时候多，包括最让他瞧不起的王胡、小d，他也占不了便宜，然而在“儿子打老子”、“你还不配”之类的精神慰籍下，心满意足地得胜了。他当众扭了小尼姑的面颊，引起鉴赏家们大笑，竟得意得飘飘然起来，由此睡不安席。因要与赵家女仆吴妈困觉遭到主人毒打，未庄再也无人敢雇他打短工，失去生计，只好进城谋生。本来是通过偷盗“巧获”了一些财物，却回到村里“装阔”，得到村人的敬畏，后来知道了底细，村人变相，使他又到了末路。见老爷们对革命党害怕，未免神往而快意，也要造反，他所谓的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本来想革命，却错投了投机革命的“假洋鬼子”，遭到拒绝：“不准革命！”后被诬为抢犯遭到枪毙，为画押不圆而恼怒，为游街没有唱只说得半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感到羞愧。阿q所使用的**方法，堪称典型的、极致的**方法。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嘲讽，被看作是对国民弱点的深刻展示，视为民族悲剧命运的象征。从鲁迅推出这个人物形象以来。似乎并没有人对这种精神胜利法提出过任何肯定与赞赏。

如果说精神胜利法表现了一种民族的心智倾向，那么肯定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合理内涵。否则。在国人已经深知、熟悉精神胜利法的“劣根性”的今天，大家就不会仍然沿袭这种方法来调节精神上的矛盾。比如，面对种种人生不幸，失业、下岗、失恋、离异、失去亲人、升迁受阻等等，无论是你我他，采取的解脱方式都是“想开些”、“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自己想不开是拿着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压力其实是一根稻草”、“象阿q那样遇到事情往好处想”等等。甚至把本来不幸的事情，竟然当作幸事流传开来，比如。40岁的男人，有所谓三大幸事：“升官、发财、死老婆”，有年轻的干部，妻子在家被害，也被落得个雇凶嫌疑。更有的曾经被骂为地主崽子，竟用“你爷爷想当还当不上”来回击，时下贪腐，“你想贪腐还没资格”。这种阿q式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普遍存在着，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按照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不用则废”、“用尽废退”的进化规则，如果精神胜利法一无是处。恐怕早就被人们遗忘了，更不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彰显其救人于水火的无限魅力了。

虽然精神胜利法的外在表现形式令人不敢恭维，但它确实就包含了“乐商”的合理内涵。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乐商”概念。但它的内容已经存在于人所熟知的精神胜利法之中。鲁迅笔下的阿q，生活落魄，那无奈、无状、无赖的形象，也许在今人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可怜的混混，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对欢乐生活的追求和渴望：肚子饿了就去偷萝卜；饱暖思淫欲，他也想跟女人“困觉”并付诸行动；虽然对革命一无所知，但也想通过革命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但是最后这种追求却陷入四面碰壁而不得的境地。我们可以设想。假如阿q没有这种精神，在这种悲惨的生活处境中。他完全有可能陷入失意、痛苦、绝望甚至得疯病直至自杀等另一番悲剧命运的境地。精神胜利法是通过特殊的心智能力，虚幻地构思、想象出自己的优势。比较典型的是阿q明明挨打受气，本来打不过人家，在人家走后，爬起来拍拍屁股，通过“儿子打老子”而且“你还不配”这么一想，一下子就把自己从挨打后的不良心境中调整过来；明明是要被砍头却用“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想法安慰自己，并且为只说得半句而感到羞愧。这种虚幻的想象，对于想象者来说，却有真实意义上满足、转移、替代的功能。

通过想象、幻想化解人生所受到的压迫、消解人生的精神痛苦，是古老的农业社会中贫苦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普遍的倾向，但是通过定型为一种精神胜利法，则蕴涵了丰富的学理内容。鲁迅在《阿q正传》中通过对现实人物形象的刻画，艺术地展示了运用精神胜利法的各种富有特征的表现力。它不仅需要想象，而且需要有一种特定的心智能力，即在心理上把自己置于优势地位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也正是以科学分析论证为基础普遍运用这种方法形成心理优势，增强信心，并采用合适的策略手段转化为现实优势。只不过在阿q那个时代，这种心理优势是脱离实际甚至是对现实地位的颠倒的反映，但并不排除它可以产生自我满足的心理效应，把自己所遭遇的种种不幸统统放下的心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