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头男的这句话一出口，大大出乎现场所有人的预料。他手里拿着手机，双手微微颤抖着，好像是始终无法相信一般。胡宗仁走到他身边说，你看仔细点，这真是你妈吗？寸头男盯着手机上的照片，看了又看，无比确信的说，没错，这就是我妈妈。

我赶紧让寸头男把情况具体的说一下。他放下手机，颓然地坐到离他最近的那个凳子上，对我们说他姓陈，是土生土长的沙坪坝区人，早年念书成绩不好，十几岁就出去当兵了，专业后开始跟朋友一起做生意，十几年下来挣了不少钱，名下的产业也有不少，除了一些原本生意上的门市之外，他还用自己的闲钱加盟了这间快餐店，成了这个快餐品牌在这个区域的代理商。自己父亲早年也是个军人，在越战时期牺牲了，陈老板说他那个时候岁数还很小，所以对于父亲的印象基本上不怎么深刻，从小到大，都是母亲一手把自己拉扯大的，直到自己出去当兵。

陈老板说，他家里还有两个哥哥，三兄弟当中就只有自己混出了头，大哥二哥日子都没自己过得好，所以当母亲退休，三兄弟就因为母亲的赡养问题出现了很大的意见分歧。大哥说自己条件不好，身体也不好，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照顾母亲，二哥又说自己没钱，而且从小母亲就最偏爱老三，所以也不愿意承担赡养的义务，陈老板自己则是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比较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照顾老人，但是他说他愿意承担老人的赡养费，但是陪伴起居等就需要两个哥哥轮流来照顾了。几兄弟争执不下，也就闹得很不愉快，自从那件事以后，大家来往就变得很少。

陈老板说，当时母亲见我们几个孩子为了这件事闹得彼此不开心，于是就说不需要我们照顾了，我们三兄弟凑钱给她请个保姆就行，我当时生意确实忙得很，这么一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折中的方法，于是我就答应了。不过在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大哥二哥基本上就没照顾过妈妈，连请保姆的钱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出的。陈老板说，本来这也没多少钱，只是自己想起来觉得不舒服，有好几次母亲说家里的灶坏掉了，水管生锈了，也都打电话叫儿子们去帮忙修一修，两个哥哥却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辞，所以没办法，就也只能自己找工人去帮母亲修理。到后来母亲的房子面临拆迁，沙坪坝商圈附近的地，寸土寸金，到了这个时候，大哥二哥又跑出来了，抢着把自己的户口在拆迁前转到了母亲那里，就为了拆迁的时候能够分得一部分人头费拆迁费之类的。于是到了那个时候，三兄弟又坐下来针对老人的赡养问题研究了起来。

陈老板说，我自己日子过得不错，心想也不差那点钱，但是那房子可是我母亲一辈子的财产，我就不去跟着瓜分了。母亲也反复跟三兄弟说，以后等她死了，自己的财产还不都是他们三个的。于是那天，几兄弟又说起母亲时，陈老板说自己这些年业务能渐渐放手了，时间更多了一点，可以和兄弟几个轮番一起照顾母亲了，为了分得拆迁费，大哥二哥都同意了母亲跟着三兄弟，每家住上三个月，按长幼顺序来。谈妥以后，签了拆迁同意书，母亲就先搬到了大哥家里住了三个月，轮到二哥的时候，二哥却又开始推脱了，说自己家里房子小，人又多，本来就已经挤不下了，等他挪挪地方再说，要老三先帮忙照顾下老人。

陈老板说，当时我就生气了，我说你地方小，我给你租个大房子，你必须按照约定照顾妈妈。结果租下房子以后，第一个月二哥确实照顾母亲了，但是到第三个月自己去看望母亲的时候，却发现母亲已经不在自己租下的大房子里，问二哥妈妈在哪里的时候，二哥说母亲搬到老二以前的小房子去了。陈老板说，你说我当时生不生气，我花钱租房子是让二哥照顾妈妈的，结果他把妈妈赶到他自己以前的那个小房子里一个人住，他们一家几口倒乐乐呵呵住在我花钱租的房子里，于是当天两兄弟打了一架，陈先生也在当天就退租了，并且把母亲接到了自己家里来。

陈老板说，你别看我一把岁数的人了，我到现在都还没结婚没生孩子，所以我家里比较大，母亲也有地方住。大哥条件也不好，剩下的日子原本也不打算继续麻烦他，二哥则是自己想着就恶心，压根就没再继续来往。可是自己毕竟是个生意人，所以呆在家里的时间相对比较少，于是就请了个保姆在家里帮忙做家务，顺带陪伴老太太。而自己在一年前因为重庆风风火火的红黑运动，也因为生意上的一些往来受到一点牵连，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不呆在家里，而就是这段时间，母亲脑溢血从床上摔下来，就没能救得回来了。

说完陈老板伸手抹了抹眼泪说，这些年就为了赚钱，这钱是赚着了，想要当个孝子却没机会了。母亲的丧事上三兄弟都挺后悔，说自己生前没能好好陪着老人，自己对两个弟兄也早就心灰意冷了，母亲死得急，没留下什么遗嘱，之前安置房的那些费用，我一分都没拿，都分给两个哥哥了，知道他们条件比较差，也算是母亲在临死之前帮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一把。